当谈论“知识社会学”这一学科概念时，我们事实上是在讨论一种关于“知识”本身的反思性思潮。知识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知识与社会的关系，探讨知识的产生、发展和传播的社会根源以及知识对社会的影响的一门学科，其以社会角色范式、社会事实范式、社会知识范式、社会语言范式为理论起点或观察角度。事实上，知识社会学问题已成为社会理论的一部分，在多个方面丰富了社会学领域的旨趣。限于对知识社会学的理解和本文的旨趣，我们将只在前两个范式的视野下重点就传统的结构功能主义知识社会学展开论述。

　　参考系受社会结构支持和控制

　　社会学中的“规范”概念，不仅规定了角色的行为，也规定了角色的地位和角色之间的关系。每一个角色，都与特定的参考系相关联。参考系对人们有什么影响呢？一是确立了参考系内的概念；二是规定了人们的推理方法；三是决定了某一学科检验真理的方法。参考系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沟通客观的社会结构同其中某一具体角色的主观取向。可以说，参考系决定着社会角色的取向系统。于是，参考系一方面内化到人的角色中，另一方面扎根于社会结构，受到社会结构的支持和控制。比如，一个人能够用医生的方式思考问题，就意味着他把医生的社会角色内化了，同时他所在的科室、医院等帮助保持和维系了他的参考系。他所阅读的医学杂志上的文章，也是编辑根据医学参考系评价的产物。

　　专业化的现象与知识的运用关系极大，因为知识主要是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参考系出现的。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在现代社会中建立了各自不同的生活意义体系，如计算机编程人员（我们常称之为“IT族”）就被外界认为是特殊的。但事实上，这是他们内部独特群体规范的外在体现。这与专业性的社会化是密切相关的。专业性的社会化（高级社会化的一部分），是指将一般人转变为专业人员的过程，人们传统的情感和思想会被这一过程打破，将生活在一个专业化的环境中，接受新的英雄楷模、权威和自我身份认同。比如，大学首先使学生学会新的专业角色，接受新的身份认同。因此，法学院教授对学生选修社会学的课程保持谨慎态度，因为社会学与法学的参考系是不同的。

　　专业性的社会化导致人们在知识基础上进行专业合作。专业性的社会化过程主要是学习某种特别的参考系，需要进行精确的界定、严格的训练。在这一过程中，该专业的参考系经过了正式和非正式的控制，这一点是知识使用的组成部分。当然，人们往往意识不到这个不同的精神世界是这样的专门化，总认为别人看问题的方法与自己完全一样。但我们不能仅仅从主观方面来描述他们的参考系，而要描述他们如何“由于每天所处的具体环境而进入了一定的社会结构”。也就是说，人的社会存在（他所生活的社会条件、所担任的角色以及社会关系等）决定了人的意识。

　　社会现实与知识系统互构

　　知识社会学分析社会现实的概念工具有以下三种。（1）象征符号。象征符号是一个客观体，它表示着某种意义和概念，如一个“词”、道德体系。（2）社会文化。社会文化是一个社会中所有象征符号的总体，而同知识有关的组织和制度仅仅是整个社会结构的一部分。知识社会学有必要了解它们是如何产生和存在于整体的社会结构中的。（3）社会控制。知识社会学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哪些社会结构维持和加强了某种专门的参考系，即专业是怎样得以维持的。这里所说的专业，包括了学术领域的学科、职业领域、组织机构等。这些组织机构都有维持其继续存在的自我利益，希望获得更多的利益。虽然这不是一种坏的现象，但也很难使其不受到外部力量的支配。罗伯特·默顿认为，科学已成为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社会制度之一，而且类似于其他社会制度，有一套独特的历史地形成的社会规范——它们构成了科学的“精神气氛”。科学界存在的“奖励系统”与“科学界的规范结构”相互作用，从而影响了科学的发展。而皮埃尔·布迪厄以“场域”的视角，更深刻地揭示了“外部意识形态及其他经济因素如何经由社会科学家自身的研究而侵蚀了社会科学的自主性”的社会机制和社会结构，并形象地指出知识分子构成了“支配阶级中被支配的集团”。

　　对知识的社会系统（与知识有关的专业性活动，如知识的储存、分配与应用），尤其是对大学、科研机构的考察是知识社会学研究必然的延伸。大学由于要处理不断增长和变化的知识体系，在本质上应该是灵活和非传统的机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原因在于它要传递文化知识。而传统的知识社会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在于其与社会政策不可割舍的关系和经验取向。自从社会科学出现以来，人们一直想用知识来影响社会政策，但在试图影响现代权力和重要机构的过程中，社会科学本身可能受到这些机构所拥有的权力和财力的影响。所以，关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学术评议体系、教学科研体系以及学科、专业、跨学科研究体系等也成了知识社会学关注的焦点。

　　总之，知识社会学虽然有着百余年的历史，但对知识及知识生产、应用的考察才刚刚起步，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反思。知识社会学已经突破了人文社会学科的束缚，开始将视野投向更为广阔的自然学科、边缘学科，开始在更大的范围内讨论权力、文化与知识的关系。这既可回应世界范围内的后现代思潮，也可促进知识本身的生产、应用与升华。

　　（作者单位：河南理工大学河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