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 齐巍:原生家庭作用的机制与边界
2019年04月24日 08: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4月24日第1680期 作者:李煜 齐巍

  “原生家庭”(family of origin)是婚姻家庭治疗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个体出生以及成长所在的家庭。电视剧《都挺好》使“原生家庭”一词风靡网络,一些人借此抱怨“父母皆祸害”,抱怨原生家庭毁了本该更美好的自己,觉得自己人生中所有的负面心态都是父母自以为是的教养方式造成的。一个人和他的原生家庭当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有些人而言,原生家庭的影响也可能持续一生,那么原生家庭发生作用的机理何在?在原生家庭中父母“妄为”的背后,是否还有更深层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原因?我们又该如何走出原生家庭阴影,建立健康的原生家庭观呢?

  教养方式是原生家庭效应的核心成因

  原生家庭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孩子在与父母相处和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比较稳定的认知世界的方式和与他人交往的模式,进而影响成年后的社会心理能力,即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处理人与自身、外物之间关系的能力,包括情绪管理、人际沟通、自我认知、社会适应四种核心能力,比如看不懂别人的脸色、跟父母没话说、总是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总是忍气吞声,分别是这四种能力较低的表现。

  追溯起来,大多数的家庭治疗理论(包括原生家庭论)都源于传统的精神分析学派。弗洛伊德认为童年期如果出现创伤,会压抑到个体的潜意识中,以个体不能自知的方式,对其产生持久影响。结合人本主义的观点,童年创伤的主要原因是生理上的需求(比如饥饿、睡觉)和一些更高层次的需求(如安全感、爱和归属、尊重等)未能得到满足。这些需求,特别是“安全感”等高层次的心理需求,在童年期只有通过原生家庭才能获得满足。如果这些需求长期无法得到满足,缺失的心理感受可能积累成为创伤,对个体成长产生影响。而且童年的创伤发生时间越早,成年后所出现的心理问题越严重。

  原生家庭如何形塑孩子的社会心理能力,进而对个体产生持久的影响呢?原生家庭的效应并不是某个人的存在或者简单发生了某件事,本质是因为原生家庭的父母某种长期的行为方式,可能潜在地造成了某种创伤,进而影响社会心理能力中的某一种或某几种,比如,家长长期辱骂孩子,让孩子的自我认知能力出现了问题,表现为生活中极度不自信。而这种长期行为模式集中地体现在父母的教养方式中,所以教养方式是原生家庭效应的核心成因。

  教养方式(parenting styles)是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教和养的行为模式,包括情感参与和管教方式两个维度。情感参与是指父母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是否尽量满足孩子的需求,给孩子关注和情感上的回应,是否常常表现出积极、肯定的情绪。管教方式具有目的导向,是指父母是否给孩子制定了较高的标准,是对孩子严格管教,还是对孩子放任纵容。鲍姆林德(Diana Baumrind)依据这两种维度提出四种教养方式:专断型、权威型、放纵型、忽视型。专断型的父母管教方式严格,但缺乏情感回应;权威型的父母会成为孩子的榜样,情感上是接纳而温暖的;放纵型的父母对孩子疼爱有余,管教不足;忽视型的父母亲子间互动极少,对孩子常常不理不睬、不闻不问。不同的教养方式可能对个体的社会心理能力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是原生家庭发生作用的主要机制和路径。

  原生家庭对孩子有积极影响的一面,权威型父母培养出来的孩子充满了幸福感和高自尊,长大以后也会比较成熟,也更容易获得学业和事业上的成就。但是原生家庭也会存在一些负效应,比如专断型家长会使孩子容易退缩和充满敌意,放纵型家庭的孩子容易冲动,依赖性强。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家庭教养方式是混合式的,亲子间的互动模式不断相互适应和调整,负面效应也会随着成长过程不断被稀释,未必会产生创伤性影响。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有极少部分在极端家庭中成长的孩子会有留下心理创伤的可能性。比如童年时期父母对其情感上完全忽视、虐待(身体虐待、精神虐待等)会致使个体的社会心理能力严重受损,甚至会导致个体罹患精神病性疾病。因此,迫切需要社会关注的是这些极端的原生家庭的孩子,对他们及时进行心理救助、治疗心理创伤,避免他们伤害自己或伤害他人。

  原生家庭模式背后的文化与社会因素

  无论优劣,原生家庭模式不是孤立的、偶发的,教养方式中无论是情感参与还是管教方式都并非全由家长心意所决定,是由文化和社会结构等因素共同形塑和制约的结果。

  就情感参与而言,中世纪的欧洲信奉“原罪说”,认为人生下来就是有罪的,所以孩子不配得到父母的爱。中国也有“慈母多败儿”这样的儿童观。而在今天的文化下我们更崇尚“无条件的爱”的儿童观,甚至在独生子女文化下出现了六个大人围着一个孩子的溺爱。另外,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来看,个体的所有心理行为特征都是为了达到生存和繁衍的目的。生活在动荡或穷困的家庭,往往采取“多生选养”这样“以数量求质量”的“快决策”,父母可能会把有限资源优先分配给更可能生存、更健康、更有发展前途的孩子身上,从而不自觉地形成一种家庭内部不公平的现象。在这种家庭,孩子数量摊薄了父母的情感参与,尤其对未被选中的孩子情感参与可能非常匮乏。而在生活环境稳定富足的家庭,则会形成一种提升基因质量的“慢决策”,他们会给予孩子更多的资源、更多的爱和鼓励。所以父母会采取哪种情感参与的方式和程度并非完全是他们的自主选择,也受到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形塑。

  对于管教方式,社会学家发现,不同社会阶层的家长在子女培养上不仅存在对教育重视程度、学业辅导能力和家校关系上的差异,而且还遵循着不同的文化逻辑。比如中间群体家庭的父母因为自身职业特征的惯习,多采取“自我导向”人格培养取向,更重视培养子女的创造性、好奇心、处事的自主性和自制力等品质,遇事多以鼓励赞赏、民主协商和讲理规劝的方式对子女进行管教;而较低地位群体家庭的父母往往强调“顺从外在权威”的导向,重视服从、守纪、诚实、整洁等个人品质,同时对待子女也就更多地使用命令、惩罚与拒绝的方式。同时,在培养策略上,中间群体家庭倾向于采用协作培养的方式,有计划地安排孩子参加各种有组织的正式活动,如体育和文娱活动,看电视和自由玩耍的时间较少,对孩子的成长积极干预、周密规划,希望尽可能掌控整个成长过程。而较低地位群体家庭子女则处于自然成长的状态,课余时间主要被放任自由玩耍。虽然未必有绝对的优劣之分,但这些差异反映了不同群体的不同思维方式和理念,也造成不同群体的原生家庭在管教行为模式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走出原生家庭困扰

  当前对原生家庭的关注,加强了社会对儿童心理状态的重视,避免新一代父母采用极端化的教养方式造成儿童心理创伤,但过分泛化和夸大原生家庭的作用绝不可取。大多数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发展并非具有决定性意义,很多因素同样会产生重要影响。比如进入学校,老师成为孩子“第二任父母”;在青春期,同伴的效应日益显著,这都会对不良原生家庭起到弥补的作用。成年后,与伴侣的相处虽然可能复刻原生家庭模式,但伴侣间更可能会形成一些新的亲密关系模式,如处理得当将会获得再一次的感知爱、学习爱、给予爱的机会。

  人并非环境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命运的积极行动者。如何面对原生家庭,更多取决于“我”的作用。心理治疗的启发在于,治疗并不一定要外在干预,如果个体能意识到创伤的所在,相应心理问题也可以自我疗愈。比如,不是事件导致了不良后果,而是个体对事件的不良认知导致了不良后果。电视剧《都挺好》里苏明玉觉得小时候父母不给自己买复习资料(A),所以自己对父母也不用负责(C1),一般我们都会认为事件A导致了结果C1,但实际上可能是父母不爱自己的信念(B1)导致了结果C1。如果能够找到新的信念,如父亲是爱我的,是因为他没有钱(B2),或者母亲文化水平有限,没有意识到复习资料对我的重要性(B3),可能会出现新的不具有破坏性的结果。很多原生家庭的不良影响是通过不良认知造成的。如果适当地改变自己认识人和事物的方式,就能走出原生家庭的阴影。

  关于原生家庭的讨论是有益的,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家庭环境是需要经营的,明确什么样的教养模式更可取。我们应该更理性地看待原生家庭,虽然原生家庭的影响不容小觑,但绝不都是负面的。上一代人受制于他们的时代,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卸给父母不但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而且是极不公平的。况且仔细回想一下,我们也会发现自己的闪光点常常都有父母的影子。建立健康的原生家庭观,理性分析、时常自省、积极解决才是我们面对问题应有的态度;让自己成长、跟自己和解,做孩子原生家庭里最好的父母,这才是摆脱原生家庭困扰的不二选择。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复旦大学心理学系)

责任编辑:刘远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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