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的生态价值及其在生态系统整体性、系统性中的重要地位正在得到充分认识。“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理念日渐深入人心。山地生态系统的独特性何在？山地生态资源利用有何历史经验和教训？如何探索一条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山地发展之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无疑会对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生态安全影响山区可持续发展
山地作为陆地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以及环境变化最为敏感的生态体，是生物多样性的富集区和生态系统生产力的高值区。占地球陆地面积24%的山地，提供了陆地80%以上的淡水资源和绝大部分能源、矿产资源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人类生存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山地是自然、社会、经济系统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与其他复合生态系统相比，其不稳定性和脆弱性更强。中国是多山之国，山地面积约占国土总面积的33%，广义的山区（包括山地、丘陵和比较崎岖的高原）则占国土面积的2/3以上，约有1/3的人口和1/5的耕地分布其中。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分布区域与山区有很大程度的重合。山区的生态安全不仅关系到我国的生态屏障，也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以云南为例，其地理特点就在于山之高和多，山地比重高达96%。相比纬度，云南气候与海拔高度的关系更大，西北部的江边会很闷热，而西南部的山巅则是较凉爽的。云南气候的垂直差异，被形象地称为“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立体气候塑造了立体的地貌和生态景观。在横断山脉的南段，从山麓到山顶相继分布着热带雨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温带落叶阔叶林、寒温带针叶林、高山草原或草甸等山地植被。与垂直气候、地貌相适应，云南少数民族的分布也呈现出显著的立体层次性，即同一民族大体分布在同一海拔高度上，而不同民族则顺山势呈现出垂直立体分布的状态。历史上，居于不同海拔的民族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物品流动和族际交往，形成互补共生、相互依存的经济共同体。这一经济共同体的产生与延续依赖于不同生态位的资源占有和利用方式不同所导致的物产差异。这样的经济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生态共同体，经济的互补性源自生态区位的互补和差异。
不同民族依山而居、随海拔不同而立体分布的格局，构筑起息息相关的生态利益共同体。山地生态系统是一个多层次的、立体景观生态过渡交错带。在立体型山地生态系统内部，各生态交错过渡带频繁进行着多种能量转换。物质体系间的循环有较强的相互依赖性和对干扰的敏感性。不同生态位在整体的生态系统中具有其特定的结构功能。高山区应是植被覆盖率最高的区域，维持一定的森林蓄积量以及保持林木的多样性，对于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极为重要。一旦高山区的生态遭到破坏，对于低山居住的民族来说灾难就会接踵而至。云南民谚云：“山有多高水有多高。”山上植被茂密、森林群落健康衍育才能有效保证山下水源充沛。
红河州哈尼族营造的梯田就是充分利用立体生态资源的典范。哈尼族村寨一般建在靠近森林的较高地带，梯田则位于村寨之下。森林、村寨、梯田自上而下垂直分布的格局，使得人与林、水、田的相互关系极为协调精妙。高位的森林具有涵养水源、庇护村寨、滋润梯田的功能；下位的梯田可以充分利用高位的水源以及村寨所产生的农家肥；中位的村寨既能得到森林的庇护，又便于管理和经营梯田，从而有效地维持着人、林、田的共生状态。
而从哀牢山区域不同民族立体分布的更大格局来看，哈尼族村寨只是其中一个局部。在这个区域中，海拔1600—1800米的高山区居住着苗族、瑶族和拉祜族苦聪人；海拔1000—1600米的半山区居住着哈尼族，海拔600—1000米居住着彝族；在海拔600米以下的低山河谷居住着壮族和傣族；在城镇和平坝居住着汉族。各民族为适应和改造环境所形成的不同生产生活方式，为民族间的优长互补、相互依存关系提供了可能性。哈尼族的梯田农业与高山森林区、低山河流区有着自然生态的过渡和连接，高山森林区是梯田水源之所在，被誉为“绿色水库”，是梯田农业赖以存在的根本。在高山区居住的苗、瑶等民族传统上以采集、狩猎和小规模山地农业为主要经济手段，对森林的影响不大，维护了高山区的植被。分布在不同海拔的民族占据不同的生态位，与不同生态位相适应的生计方式相应地呈现出立体分层，构成自然资源利用方式的多样化，不会对自然资源的索取构成特定的偏向，长期来看有利于自然资源利用的平衡。
统筹考虑立体层次结构关系
少数民族传统的生计方式正在发生变化，经济作物和海拔的对应性在减弱。单一经济作物（如滇西、滇西南区域的甘蔗、橡胶）的大规模种植，重新塑造着山地的景观，拉平了山地多层次不同景观的立体差异。这造成植被单一、资源利用方式趋同，对自然环境的索取构成特定的偏向。例如，传统的甘蔗品种只适宜在海拔1300米以下的地方种植。随着品种选育、种植技术以及病虫防治等现代农业科技的引入，甘蔗的种植区域不断扩大，海拔的限制不断被突破。广大的山区尤其是中山区甚至部分高山区大规模连片种植甘蔗以后，对山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构成较大的压力。甘蔗本身是吸水性强、对地力要求较高的作物，化肥的大量使用造成土地板结、土壤退化。从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来看，山地生态系统的稳定必须依赖于植被的保护，植物的根系固定土壤颗粒，成为抵抗位势能的阻滞能量，从而保持水土平衡。作为草本植物的甘蔗其根系不发达，水土保持能力较差，在广大山区大规模种植甘蔗，引发水土流失、地质滑坡的隐患较大。
橡胶的大规模种植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大面积种植橡胶林后，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能力、土壤质量均有明显下降，热带雨林景观出现较为严重的破碎化和片段化以及病虫害大面积爆发等生态问题。对于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来说，大规模种植橡胶带来最明显的生态变化就是居住在橡胶林低位的村寨水源减少甚至枯竭，出现“山上种橡胶，山下没水喝”的情况。山地塑造了立体的生产生活空间，居住在不同海拔的各民族真正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山上与山下、森林与水源、林与田息息相关、彼此影响，深切互动，牵一发而动全身。
上述生态问题的出现有诸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对山地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缺乏充分认识是重要的方面。统筹考虑山上山下的结构关系、深刻认识山地生态系统的立体性、多元性和复合性，树立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指导理念是山地生态问题的解决之道。认识到这一点，就要破除单一化、扁平化发展的思路，充分认识到山地的立体多样性，顺应自然环境立体层次的变化，相应的生计方式也应该富有层次性和多样性，而不是一味以平原地区的发展模式为目标。由于山地生态环境的脆弱性，自然灾害频发，如何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发展山地农业，一直都是个难题。
近年来，少数民族山区也在不断摸索适合山区的发展方式。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立足山地立体生态，发展“立体农业”，走出“高山蔬菜、中山木本油料、低山柑桔”的特色农业之路；湖南省通道县侗族村寨仍在延续传统森林—鱼塘—稻田的立体生态结构，林粮复合生计模式使得山林水资源得到高效利用；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提出“坝甜山香”的产业结构布局，山区发展经济林木，坝区种植甘蔗，山坝协调发展、优势互补。居住在半山区的德昂族村寨结合民族风情和山区特色正在探索生态旅游，发展生态茶园；农林复合经营方式在西南不同山地民族中都有实践，有林粮间作、果农间作、林果混种、林牧间作等类型，混农林业突破传统单一农、林业的“一维”生态系统，形成复合的、开放的、具有整体效应的“多维”生态系统，实现了山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这些“在地化”经验提供的启示在于：山区的发展要立足山地生态环境的独特性和当地特点、着眼于不同生态区位在生态系统整体中的结构关系，构建新时代生态利益共同体，守住绿水青山，共享金山银山。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