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持续下降，转移势头有所减弱。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2015年、2016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为2.47亿和2.45亿，较上一年分别减少568万和171万。虽有学者认为流动人口规模下降受人口结构变化、中西部崛起和月收入增速放缓等因素的影响，但也不能忽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李（E. S. Lee）提出人口流动的“新推拉理论”，认为流出地和流入地都既有拉力又有推力，此外还有第三个因素：中间障碍因素，社会融合状况便属于典型的中间障碍因素。在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水平方面，学者们基于不同的测量社会融合的方法，普遍认为我国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水平一般或较低。如杨菊华以经济整合、社会适应、文化习得和心理认同四个维度测量发现，流动人口的总体社会融入水平一般。陈云松和张翼的研究发现，“进城农民”在社会保险、文化生活、心理接纳及身份认同等方面显著低于“城里人”。那是什么影响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综观学界有关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研究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层次的因素：第一是宏观方面出发的制度因素，第二是微观方面从融入者自身出发的人力资本的因素，第三是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或者社会网络的因素。
制度因素是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首要因素
制度在社会学中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正式规则、程序和规范，还包括为人的行动提供“意义框架”的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块。从正式规则来说，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最重要的就是户籍制度。我国户籍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在政策设计之初的确是根据职业来划分，那时农民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而现在随着农村流动人口的大量涌现，笔者根据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5年数据测算，现在农业户口中仅有41.87%的人从事全职务农，农民现在更多的是一个身份而非职业。户籍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造成的最大阻碍是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因为身份问题无法享受一系列与户口紧密相关的社会福利。此外，生产和保障体制也妨碍社会融合。流动人口为城市的发展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大部分流动人口从事体力劳动，但整个生产环境对于流动人口较为严苛，据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2014年数据（以下简称“动态监测数据”）计算，有75.13%的流动人口每周工作6天或7天，每周工作时间高达58.26小时，远超常规的每周40小时劳动时间。无独有偶，保障体系也不容乐观，数据显示仅有30.44%的流动人口办理了工伤保险，与同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80%以上的事业单位工伤保险参保率形成了鲜明对比。最后，制度藩篱还体现在认知模式方面，数据显示，在询问户籍人口对外来人员的意见时，64.65%的同意本地人不喜欢外地人，54.66%的同意本地人看不起外地人，反映了在流入地对流动人口的社会排斥依然广泛存在，如此状况无疑会阻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在国外有关移民社会融合的研究中，大多都肯定了人力资本发展对社会融合的正向作用，雅各布·明塞尔（Jacob Mincer）认为人力资本研究应关注正式和非正式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以及培训、经验和职业流动对个人的劳动力市场结果和部门及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切茨维克（Barry R. Chiswick）和博加斯（George Borjas）对美国新移民的研究发现，教育、培训以及工作经历是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尤其是教育培训对移民社会融合的影响很大。
在中国，人力资本对社会融合的影响作用同样显著，利用动态监测数据，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等变量的基础上，对受教育水平与社会融合的四个梯度——融入意愿、社会交往、社会参与、本地认同的回归分析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完成整个融合梯度，对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进一步分析发现城市到城市的流动人口占有较大比例。而流动人口的主体是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显示为86.25%），他们大多仅仅完成了初中或者高中（75.76%）学习。对于他们而言，人力资本的提升主要依靠培训或者自我学习。近些年，政府面对流动人口开展免费职业培训活动，这的确有助于流动人口人力资本提升，但数据显示，在过去三年参加政府组织免费培训的流动人口比例仅为29.64%，参与率不高。而在闲暇之余将读书/看报/学习作为主要休闲活动之一仅有3.42%。这一方面体现了流动人口对于自身人力资本提升兴趣不高，学习主动性不强；另一方面可能也反映了政府在提升流动人口人力资本方面缺乏有效的措施。
社会资本贫乏制约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社会资本是指个体或团体之间的关联——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信任，是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给他们带来的资源。美国社会学家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首先注意到社会资本概念在移民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移民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诸如决定是否迁移、向何处迁移，以及在迁入地定居下来如何融入社会等）都与移民的社会资本密不可分。
社会资本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网络，各种社会组织和团体参与状况是社会网络的重要体现。动态监测数据显示，仅有8.34%的参加了工会，4.36%参加志愿者协会，1.36%参加流动党团支部，9.26%参加同学会，1.26%参加家乡商会组织，1.02%参加本地党团支部，13.81%参加老乡会。这里可以发现流动人口的社会组织或团体参与除老乡会外其余均为10%以下，其中流动党团支部、家乡商会组织、本地党团支部更是低到1%左右，反映了流动人口社会组织和团体参与状况较差。参与社会活动是获得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数据显示流动人口中有25.39%参与过社区文体活动，21.06%参与过社会公益活动，3%参与过选举活动（村/居委会、工会选举），4.69%参与过评优活动，2.03%参与过业主委员会活动，9.96%参与过居委会管理活动，总体看流动人口的社会活动参与状况也不容乐观。
参照社会融合的区隔理论，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居住环境也可以考虑作为社会资本。首先，流动人口所居住的社区反映了居住隔离的情况。动态监测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居住状况依次为在农村社区为28.19%、别墅区和商品房社区为17.13%、城郊结合部为16.25%、未经改造的老城区为15.24%、城中村或棚户区为13.42%、经济适用房社区为4.25%、工矿企业社区为3.04%、机关事业单位为1.67%，其中居住在农村社区、城郊结合部、未经改造的老城区和城中村或棚户区合计占比73.10%，反映了流动人口一定的聚居性，且大多聚居在城市周边或城中村，居住环境较差。流动人口的这种聚居类型也决定了他们的邻居构成。动态监测数据显示，邻居的构成有43.46%是外地人，29.46%是外地人和本地人数量差不多，仅有20.65%和本地人居住。整体来看，流动人口的居住隔离在一定程度上的存在，限制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以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助推人的城镇化
2016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7.35%，距离发达国家80%以上的城镇化率还存在一定差距，推动城镇化尤其是人的城镇化仍然是未来几十年我国的重要任务。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好坏将影响城镇化的效果，很多国家在城市发展历程中所经历的墙的一边是高档别墅小区另一边是贫民窟的城市隔离不应在我国重现。推动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既要参照国际经验教训又要结合中国国情，抓准影响社会融合的主要因素，多措并举，扎实推进。
首先，要重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相关制度。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往往具有路径依赖，我国的户籍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然徘徊在限制、管理、控制的思路下进行，并没有将制度对流动人口负向的限制转变为正向的推动。应该以“公平”为基础思想全盘重构推动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制度设计，着力点在于赋予流动人口平等的政治参与、就业、教育、基本公共服务享有等权利。当然由于城市的人口承载力有限，可以先从急需人口和劳动力的中小城市试点，渐次铺开。
其次，要加强对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培育。随着机器人制造业的发展，技术性较低的劳动力需求减少，流动人口技能的更新换代迫在眉睫，面对流动人口自身缺乏危机意识的情况，政府要加强宣传引导，做好流动人口技能培训或者再教育的战略规划。
最后，要营造尊重体力劳动的社会氛围，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贫乏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声望较低，自身难以构建和拓展社会资源网络。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劳动力成本提高，体力劳动者收入得到增加，但是体力劳动者并未享有较高社会声望。尊重体力劳动并不会一蹴而就，可能需要体力劳动价值到达一定程度才更容易实现，但同时也需要政府、社会组织、民众合力来扭转对体力劳动缺乏尊重的社会氛围。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