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乡文化研究:民族振兴的强大动力
2014年02月28日 17:05 来源:《人文岭南》2014年2月28日第36期 作者:

 
社团会馆与海外移民
    作者:邓锐
 
    旅居海外的华侨,身处遥远的异国他乡,要面对谋生的各种困难。为了生存,他们以血缘宗亲、地缘同乡、业缘同行等为纽带,建立起基于同一方言、同一地域或同一姓氏的“同乡会”、“联谊会”等社团组织。随着华侨群体的日益庞大,这些社团组织逐渐成为他们酬神祈福、拜祭祖宗之处,联络感情、开展福利(如救济孤老寡幼等)和排难解纷之所。
 
 
 
 
    社团会馆的历史脉络
 
    客家人较早在海外成立了各类社团。他们在长期的迁徙中意识到,人与人之间只有团结,才能战胜困难、度过艰险。
 
    客家人最早成立的组织叫集贤馆,属于洪门之类的结合。据资料记载,18世纪中叶,7万多客家人到达婆罗洲(加里曼丹岛)等地。为了生存发展,他们以“公司”为名,成立了二十几个集团组织。“公司”是明末清初闽粤两地农村中帮会性质的经济组合形式,后来这个名称被闽粤两地“洪门”子弟在海外首先使用,当时在婆罗洲采金矿的客家人,多半是各“公司”里的“洪门”子弟。
 
    18世纪末,天地会、哥老会等都通称为会,1895年兴中会成立后,十分注重联络各会。兴中会与天地会等首领联络后,始称“会党”。19世纪后,随着地区经济发展和华侨人口增长,海外各地华侨社区除原有会党外,还出现了许多以血缘、地缘等关系组织起来的宗亲会、同乡会(简称宗乡组织),成为华侨社会公开注册的社团组织。印度尼西亚的梅州籍华侨华人,先后成立有“巴城华侨公会”、“蕉岭公会”、“巴城兴宁同乡会”、“雅加达茶阳会馆”、“巴达维亚大埔同乡会”等。1910年,梅县旅居泰国的华侨组成“暹罗客属会所”,向暹罗政府立案,成为合法社团,1946年更名为“泰国华侨客属总会”。类似组织在东南亚地区还有很多。
以行业为基础的各类业缘性组织也在这一时期广泛成立,如树胶公会、米业公会、酒业公会、烛业联合会、木材出入口商公会、机器行会等。
 
    社团功能不断增强
 
    随着近现代经济的发展、交流的频繁,华侨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社团功能也在不断增强,活动范围有限、观念落后的小社团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难以应对来自各方的挑战。
 
    进入20世纪50年代,各国的华人社团逐步按照区域或方言群进行大联合,取得了更好的发展,且社团间来往更加频繁,关系更为密切。如马来西亚的嘉应会馆联合总会,是由马来西亚的24个地方性嘉应会馆组成的联合总会;马来西亚大埔(茶阳)会馆联合总会,是该国18个大埔同乡会的联合总会;法国崇正总会、英国崇正总会、美国南加州梅县同乡会、温哥华崇正会等都是全国性的华人社团统一联合体,比原来的小社团更具影响力。
近几十年,随着信息时代来临,国际商贸的竞争更加激烈,为了在事业上获得更多发展,许多华人跻身跨国公司行列,在更高的层面汇集人才、积累资本,致力于架构世界性的华人社团,迎接世界经济大潮的到来。
 
    社团功能的演变
 
    早期华侨社团的功能可以概括为:祭祀、福利、联谊、公益、国民外交等。主要体现在:祭拜祖先和神灵,举办春秋两祭;接待、安置“新客”,帮助同宗同乡就业;救济贫病,资助困难而思归故里者回国;购义山、建义亭,安葬客死异乡的同宗同乡;兴办公益事业,建学校、医院、修桥筑路;调解、排除宗乡间及各会馆间的纠纷,代表本会馆或华人社会,与当地政府交涉有关华侨事宜;当故乡有灾难时,发动华侨捐款捐物、支援家乡。同时,也积极参与对居住国的灾难的援助。
 
    现在,只要交纳会费,社团或会馆成员就能定期聚会,得到祖(籍)国、家乡的信息,还能联络同胞、加强乡谊、增进团结、互助排忧解难。这种交流交往还可传递商贸信息,促进互惠互利,进而谋求合作与发展。更重要的是,社团还扩大着华侨华人族群与祖(籍)国之间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为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发挥着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者单位:梅州市侨联)
 
        广东著名侨乡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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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华侨的历史贡献不容忽视——以浙江文成为例
作者:徐华炳
 
    文成地处温州西南山区,经济发展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昔日的文成人过着“食乃薯丝掺野草,茅屋破壁仍穿风”的贫苦生活。改革开放以来,文成地区的各项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其中,文成籍华侨华人的贡献不可忽视。
 
    慷慨解囊:回馈故里
 
    华侨华人情系故里、报效桑梓,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对家乡各项社会公益事业的慷慨解囊。在文成侨乡教育和各项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中,海外华侨华人的贡献十分突出。走访侨乡文成,随处可见海外侨胞在家乡的慈善印迹,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文成侨胞的捐赠事业保持了持续性、连续性的好传统。
 
    文成华侨的捐赠公益事业始于1938年。当年,旅居海外的83位玉壶华侨资助修建了玉壶三港殿,这是解放前文成华侨唯一的一次捐赠。50年代以来,文成华侨华人捐资家乡的活动明显增多,捐赠主要集中在文教和基础建设方面。在“文革”期间,文成侨胞对家乡的捐助不但没有中断,捐赠额度反而有所提高。其中,1973年由旅荷、旅意侨胞集资建造的“玉壶华侨影剧院”共集资69458.79元,这是改革开放前捐赠的最大项目。20世纪80年代以后,华侨的捐资数量直线上升,20世纪90年代的捐资数额更是远远超过了之前的总额,多达3019.61万元。1938—1999年,侨乡受捐7542人次,捐资折合人民币共4091.7万元。如今,大批新移民的海外实力逐渐增强,他们对家乡的“回馈”效应亦日趋明显。据《文成侨讯》统计,文成华侨华人在2008—2010年间捐赠当地公益事业的金额高达4035.935万元。
 
    文成华侨捐赠领域既与全国侨捐的整体情况基本一致,首选文教卫生,重视对基础设施方面的捐赠,同时在风景名胜项目上的捐资比例也不断攀高。21世纪以来,文成华侨捐赠出现向民生工程方面集聚的新迹象,捐赠目的也逐渐由原来纯粹的善行义举向改善民生转变。笔者在调查时就见到了全部由旅外华侨捐助的某村“侨爱新村”工程。此外,文成华侨不仅关心家乡的公益事业,对温州及全国其他地区和部门的捐赠也不少。如为同济大学等国内高校捐款,为重大自然灾害募善款。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文成籍华侨华人及侨眷捐资达182.8万元。
 
    改革开放以来,文成侨胞对公益事业的捐赠对当地的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一方面,有力弥补了地方财政的不足,促进了地方教育及其他社会事业发展。另一方面,侨胞捐赠家乡公益事业是其对故乡深厚感情的外化。持续大量的捐赠靠的是爱国爱乡的深深情感。接连不断的捐赠活动使家乡保持了与海外同胞的紧密联系,有益于文成的长远发展。
 
    牵线搭桥
    帮助地方农产品走出国门
 
    虽然山地环境使文成农业发展“先天不足”,但客观上又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文成发展生态农业、成为温州的“后花园”提供了先决条件。基于这种新认识、新思维,文成县政府充分利用生态优势,坚持走“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的路线,努力打造“国家生态示范区”的金名片。近年来,文成县政府开始积极利用华侨资源优势,引导侨资回流投资农业,为农业生产注入了新的活力。华侨参与地方农业现代化建设,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理念,还借助广大华侨的海外信息,让文成的农产品走向了世界。油茶、番薯丝等深藏于大山之中的土特产,就因华侨华人的宣传而走出国门、远销海外,让欧洲人的餐桌上有了文成的“山里货”。这些产品的外销不仅为侨乡的广大农民开辟了致富的新路子,还能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
 
    据文成县统计,2006年1—5月,在世界各地文成籍华侨的推动下,全县各种特色农产品出口总额达到了600多万美元。这些出口到国外的农产品,70%以上被文成华侨消费,国外客商的需求量也相当可观。如2006年,文成县冰洋有限公司生产的数十万元的竹凉席就通过马来西亚的当地华侨销售到该国;番薯是文成的第二大粮食作物,常年种植面积达4.5万亩,70%以上用于制作番薯丝。文成的这一特色优势产品,通过10余万海外文成人销售到55个国家和地区。如大山绿色食品有限公司三个集装箱的番薯丝通过在欧洲经营外贸的华侨出口到了德国、荷兰、西班牙等国。漂洋过海后,文成粉丝身价暴涨,由原来每公斤4元人民币飙升到4欧元。据悉,“山哥哥”企业的粉丝每年的出口额达数千万元。此外,通过华侨的牵线,大山绿色食品有限公司出产的油茶同样顺利销往欧洲。
 
    目前,学术界在华侨华人对侨乡社会的变迁究竟起到了多大作用这一问题上有着不同观点,但无论如何,百余年来,10余万文成华侨对祖籍地产生了深刻影响,使侨乡社会发生诸多变化是不争的事实,他们无疑是文成侨乡现代化建设中的一支重要生力军。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侨乡文成玉壶镇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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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侨乡文化研究需打造独立体系
作者:邢寒冬
 
    海南省是我国著名侨乡,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瞩目成就。目前海南省有数百万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百余万归侨侨眷。琼籍华侨华人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身在海外、心系家乡,热心支持家乡的各项建设事业。因此,做好海南侨乡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跨学科视角为研究注入新活力
 
    在1988年海南建省之前,岛内外学界已有不少专家涉足海南侨乡文化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就,苏云峰、陈永阶、韩振华、冯子平、邢益森、朱逸辉等便是相关领域研究的开拓者。
 
    后来,在十万人才下海南的背景下,一批热心学者的投入带动了一股研究海南文化的热潮。周伟民、王春煜、符和积、王翔等人积极投身海南侨乡文化研究,使更多人加入了这个行列。与此同时,海口、文昌、琼海等侨乡纷纷成立各种乡土文化研究会,出版了一批编著、专著和文集。建省20周年之际,海南省委宣传部和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推出十卷、百本海南历史文化大系,其中“华侨卷”十本。这是海南建省以来,对其历史文化的一次梳理。
 
    从公开出版物的统计来看,海南侨乡文化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华侨历史,重点探讨海南近代社会变化与华侨出国之间的关系。
 
    第二,华侨对家乡的贡献,重点突出华侨在抗日战争、经济建设、慈善事业等方面的贡献。
 
    第三,归侨侨眷问题,重点研究华侨农场建设、归侨侨眷安置。
 
    第四,挖掘侨乡文化特色,这始终是海南侨乡文化研究的热点。
 
    近年来,海南侨乡文化研究出现了跨学科多视角的新倾向。这从一些年轻学者的尝试中可以看出,他们利用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对海南侨乡文化现象进行多维度剖析,为研究不断深入注入了新活力。
 
 
    夯实基础  推动研究迈上新台阶
 
    随着海南侨乡文化研究逐渐深入,许多深层次的问题逐渐凸显,如资料严重缺乏,人才青黄不接,跟风、重复研究现象较重,学术泡沫膨胀,成果质量不高等。这些问题极大地制约了海南侨乡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基础薄,起步晚。海南是中国最年轻的海洋大省,与经济活跃、强劲的广东省分开后,独当一面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积累。其次,政府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投入不足。作为著名侨乡的海南,至今没有专门的侨乡文化研究机构,也没有华侨博物馆,这落后于全国重要侨乡的发展和研究步伐。再次,研究力量分散,交流合作不足,往往出现选题雷同、研究重复低效现象。最后,在高校量化考核制度的压力下,学术研究急功近利的倾向屡见不鲜:盲目追求热点,甚至出现文化商业化炒作;研究心态被扭曲,追逐多出快出成果等。在浮躁的风气下,产生不出好的成果,因此,应当对这种风气予以纠正,还学术研究一片净土。
 
    如何摆脱困境,走出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研究道路,是海南侨乡文化研究必须突破的瓶颈。
 
    笔者认为,除了政府高度重视,改善研究条件之外,有两点至关重要。
 
    第一,要形成独立的研究体系。如前所述,海南侨乡文化研究没有独立的空间,定位不明确。海南地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脉的延伸,但不同类型的文化有自身的特点,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如与海南黎族文化相比较,海南侨乡文化具有外向开放的特点,因此在研究中应区别对待。近百年来,海南社会经济、教育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无不渗透着侨乡文化的痕迹。
 
    第二,加强基础研究工作,集中力量挖掘整理侨乡文化研究的资料。海南侨乡文化研究长期徘徊在一个水平上,归根结底在于没有打好基础,急于求成反而欲速则不达。如能耐心夯实基础,细心跟踪动态,海南侨乡文化研究必将步上新的台阶。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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