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练四个研究方向力争十个点上突破
——雷州文化研究基地建设
2013年08月22日 15:05 来源:《人文岭南》2011年11月3日第11期 作者:嘉木

 

 

东坡居士像

 

 
    2008年11月,由湛江市委宣传部、广东海洋大学、湛江市社科联联合申请组建的“广东省雷州文化研究基地”获得批准,并于广东海洋大学举行揭牌仪式。这是广东又一家省属地方特色文化研究基地,是雷州文化研究的重要学术平台。
 
    雷州作为一个行政区划名称,始于唐代,其辖地含今之徐闻、遂溪、雷州三县市,宋元明清相沿不变。雷州文化作为岭南文化格局中的一个区域文化存在,其生成、发展的中心区域即为历史时期的雷州之域,今湛江所属廉江、吴川二市则为其辐射区域。这一区域内的历史文化是雷州文化研究的对象。
 
 
    雷州文化作为雷州半岛地区特色鲜明的文化构成,既与客家文化、潮汕文化的族群底色不同,也与广府文化的粤语底色不同,有较强的地域性。
 
    建立研究基地是雷州文化研究的现实诉求。长期以来,雷州文化研究以民俗及民间艺术为主要对象,个体散点式的叙述与阐释居多,存在研究对象和视野偏狭、研究力量分散、研究资料缺乏、研究成果学理性不足等问题,研究一直在较低层次徘徊。
 
    基地的成立,是各级领导关怀、相关部门支持、雷州文化研究同仁密切协作、共同努力的结果。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从广东文化强省建设的宏观布局出发,为基地建设和科研工作指明方向,并以特色文化研究项目的形式支持基地开展工作;湛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邓碧泉既作指导又参与研究;湛江市社科联、文化局在具体工作开展和课题立项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为基地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广东海洋大学为基地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条件,是基地发展的可靠保证。
 
    基地自建立至今,始终以学术为本位,坚持“立足本土、整合力量、重在建设、服务社会”的原则和宗旨,秉持学院化研究与田野工作相结合的理念,挖掘、整理、保护历史文化遗存,传承和发展雷州文化。基地从区域文化定位出发,对历史族群、政区地理、贬谪流寓、民间风俗、传统艺术、历史名人、语言文学、地方文献等展开综合或细部研究。
 
 
 
    学术研究基地须体现三个基本功能:人才库功能、资料库功能、学术创新与成果转化功能。雷州文化研究基地正是从三者出发,着手开展日常建设工作,面貌得到不断改观。
 
    着力科研队伍建设。基地成立之前,雷州文化研究主要由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粤西文化研究所承担。基地成立时,根据需要,研究团队在原来的基础上,整合融入了学术研究经验丰富、具有一定文化学研究积累的专家学者。经过三年建设,基地现有稳定的专兼职研究人员16人,其中教授3人、副教授6人、讲师7人,具有博士学位者2人,在读博士2人。基地科研队伍成员还包括基地领导、管理者——湛江市委宣传部、湛江市社科联;地方文化职能部门——湛江市文化局、博物馆、档案馆、雷州市文化局;地方文化艺术社团——湛江实验雷剧团、群众艺术馆;驻湛高校——湛江师范学院、湛江教育学院、广东医学院;民间文化学者。
 
    重视资料整理。区域文化研究涉及的学科众多,对文献资料的依赖性极强,因此雷州文化研究的资料建设尤为重要。雷州半岛地区在历史上开发较晚,文化发展相对滞后,雷州文化研究资料建设难度很大,具体表现为:文献总量和存世文献都少;本土公藏少而分散,多散落异地或民间。基地的资料库建设主要包括通用基本文献和地方文献两方面。前者主要包括历代史部和地理总志文献等,后者主要有历代地方志书、族谱、艺文类文献等。历史上,雷州文化生成与嬗变的主体区域为今之雷州、徐闻、遂溪三地,即唐代至清代雷州政区所辖区域。今湛江所属廉江、吴川二市,茂名市所属高州、化州、电白,广西钦州、北海等地,都是雷州文化所辐射的区域。这些地区的地方旧志存世最早的时间为明代,或独立刊行,或收录在方志总集中。对独立刊行的部分,基地向公私藏家寻找复制以充实藏本,对不易搜求者,则从《天一阁藏明方志丛刊》、《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等丛书中析出。目前,基地在地方志建设上最见功效。历代艺文类文献主要包括历代名贤与文士别集的各类传本、历代碑刻、民间所传雷歌集等。这部分材料除个别通过公藏刻本复制外,主要靠基地人员赴地方或民间访求而得。对于那些较有价值而又并非传统册页文献行世者,则现场抄录和记述。多渠道的资料聚集,为雷州文化研究提供了最大限度的资料支撑。
 
    创新研究思路。传统区域文化研究通常始于文化现象的表层叙述与散点透视,然后走向综合。基地初创时便体现出不同的研究思路,它以雷州半岛历史文化遗产的全面普查、挖掘、整理、叙述、阐释为切入点,盘点雷州文化遗存的客观存在,并申报了广东省社科规划办的一个地方特色文化研究项目——“雷州文化遗产整理与研究”(张学松主持),此项目的完成为雷州文化研究走向深入奠定了坚实基础。由刘世杰教授主持的省社科联地方特色文化研究项目——《万历雷州府志》校点,则是这一宏观研究下的具体研究。
 
    拓展研究视野。雷州民俗是湛江地方特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不能与雷州区域文化整体画等号。雷州文化作为一种相对典型的区域文化,其文化性格取决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不同历史时期活动于这一特定空间的族群,历史地理与历史族群决定了雷州文化发展的走向。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雷州文化的区域属性和族群属性问题,进而厘定其文化性格,蔡平主持了广东省社科联地方特色文化项目——“雷州半岛历史地理研究”、湛江市社科规划项目——“雷州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
 
    明确研究方向。集中力量形成突破,基地依据研究人员的学科构成和雷州文化研究的客观要求,逐渐凝练出“雷州文化理论研究”、“雷州文献整理与研究”、“雷州流寓文化研究”、“雷州民俗文化研究”四个明确的研究方向,相应地分属四个研究室。每个方向都有专人负责,并有明确的研究思路、计划和目标。其中“雷州流寓文化研究”已有突破。张学松发表在《文学遗产》上的论文——《苏东坡雷州行迹考辨》、王小岩的博士论文《汤显祖贬谪徐闻与其诗文戏曲创作》在深度与广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研究方法多样。基地四个研究室从各自方向出发,采取灵活多样的研究方法开展工作。主要体现在:吸收借鉴各相关学科理论和方法,研究过程和研究成果都体现出多学科的综合性;学习其他研究基地在问题凝练、学术活动、成果呈现方面的经验,使基地研究不偏离广东文化强省建设主线;彼此交流研究经验和收获,做到既分工又合作,保持研究的整体性;室内研究与田野工作结合,田野工作是获得研究资料的重要渠道,可弥补文献资料缺乏的不足。对于雷州历史流寓文人行迹和民间艺术的考察,基地主任张学松带领田野工作小组,走遍粤西地区,跋山涉水、走街访户,获得了许多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确保了研究成果的客观性。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基础研究居于主体,应用性研究以赵国政主持的湛江市社科规划项目——“雷文化与当代湛江人精神研究”为代表。研究成果在呈现上可分为三类:一为课题立项——省级4项、市级4项、校级7项;二为著作,有《雷剧》、《雷州半岛的雷文化》等7部;三为论文,基地研究人员共在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40余篇。这些研究成果分属上述四个不同研究方向,数量可观,选题立意新颖,涉及范围广,多为前人未涉及的领域。
 
 
 
    地方高校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研究并传承地方文化、建设地方文化的重任。基地中的部分研究人员,率先实现了研究成果的社会转化,他们以专题讲座、研究报告、课程开设等形式,宣传研究成果。张学松“雷州半岛流寓文人研究”的专题学术报告,既扩大了基地影响,又给广大师生展现了雷州文化的独特样态。蔡平将地方文化研究首次引入课堂教学,他开设的“广东文化与地理研究”广受学生欢迎,其中对雷州文化元素部分的讲授,能让学生全面系统地了解雷州文化。李雄飞、刘岚副的民俗学和民间文学课程,融入并突出湛江民俗和民间艺术内容,从另一个侧面为学生展现雷州文化的面貌。
 
    基地研究人员的角色转变是实现社会转化的另一个途径。基地成员不仅关注科研,而且有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基地既定期筹办雷州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检验研究成果、交流研究体会,又积极参与湛江地方文化建设,参与湛江人文社科系统各类专题会议,并深入基层实地考察,为湛江经济社会建设和文化发展建言献策。他们先后参与考察湛江东海岛钢铁和炼化项目建设进展情况,赴廉江、遂溪等地考察湛江新农村建设成果,还全面参与了2009年湛江文化定位广播论坛,在这场影响面极广的大讨论中,基地多人发表了重要演讲。
 
    基地成立三年来,一手抓基地建设,一手抓科研产出,学术平台功能逐步彰显。为更好地发挥效能,再开新局面,基地制定了未来发展规划,继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科研软硬环境建设的同时,更加突出科研规划和成果产出。基础研究方面,计划未来三到五年内,在已凝炼的四个方向——具体体现在十个点上,即雷州文化概论、雷州政区地理与族群研究、雷州名人研究、雷州流寓文人研究、雷歌研究、雷祖文化研究、雷州民间传说研究、雷州半岛海洋文化研究、雷州旅游文化研究、雷州文献研究。在这十个点上,近两年内将有12部研究著作问世。截至目前,12项专题研究,部分成果已结稿,其余都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在应用研究上,将密切关注广东省文化强省建设新态势、湛江文化强市建设新指向,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找到与文化强省、强市建设的结合点,既强化自身建设,又服务社会。
 
 
 
 
 
 
下文系作者《苏东坡雷州行迹考辨》一文节选,原文载《文学遗产》2011年第4期
 
 
 
苏轼
零禄燃松赋诗
与松明书院
 
□张学松  彭洁莹
 
据史载,苏轼乘小舟离开兴廉村到官寨途中,曾在石城县零禄葛麻墩村(今廉江车板镇松明村)登岸,住宿在佛寺三清堂,并燃松赋诗,后人因建松明书院。
清光绪《石城县志》卷三《建置志·古迹》:“松明旧址:在宁十三都零绿地方,离城百四十里。昔宋苏公轼经此止宿,燃松赋诗,因建书院,额曰‘松明’。至元季倾废。附流寓传:宋苏轼……徽宗立以赦,徙廉州,道经本邑松明地,轼见晴涛浩淼,苍虬蟠结,乐之。后重先生者遂以此构书院,设神牌以祀。元末院废。”以下言书院变迁,并录载苏轼《夜烧松明火》诗与后人和韵及凭吊诗数十首。从和韵及凭吊诗来看,后代学者也是认可苏轼“经此止宿,燃松赋诗”的。如清孙缉祖《用苏轼原韵》:“松火发奇光,照读回夜寒。遐哉苏学士,曾此效栖鸾。我来瞻故址,云似松烟团。风流草木香,如依蕙与兰。自公一寤宿,遗韵迈考槃。势位容易摧,芳名曾未残。吾兄景高躅,抚兹生长叹。庀材拓新院,大德未有阑。”穆赫林《题松明怀古图》:“当年书院已荒凉,学士遗风百代香。松长虬龙井水洁,得君题咏又重光。”
2010 年1月28日,我们到廉江车板镇考查,松明村为纪念苏东坡重建有三清堂与东坡亭。三清堂中《松明、山窑村史简介》和东坡亭中《苏轼简介》均讲道:松明村原为廉江永宁乡聪明村,因东坡燃松赋诗改为今名。
苏轼是否在适廉途中止宿零禄,燃松赋诗?
先说“止宿零禄”问题。苏轼《书合浦舟行》只说“自兴廉村净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没说在零禄登岸止宿。有没有这种可能呢?这要考量两个条件,一是从兴廉村到官寨的时间,二是距离。据上述考证,苏轼应为六月二十七日从兴廉村启程,三十日夜宿官寨海湾,中间有4天时间。兴廉村在今乐民所城,官寨在哪呢?据清光绪《石城县志》载《石城县境图》,参考今廉江地图,古官寨就在今廉江西部与合浦毗邻的高桥镇南部约8华里的地方。从兴廉村到官寨,海路直线距离100华里左右,但苏轼乘的是小舟,不能深海航行,只能沿海岸航行,这样距离约有200华里。4天行200华里不很紧张。考虑风雨天气等航行条件,苏轼可能昼行夜宿。从零禄到官寨的距离判断,他们行至零禄应为二十九日下午。当苏轼得知零禄有佛庙三清堂时,上岸止宿一晚是有可能的。志书言“轼见晴涛浩淼”,我们开始不以为然,既然“连日大雨”,哪来的“晴涛浩淼”?后来又想,南方的天气,所谓“连日大雨”也不是不停地下,而是时下时停的,“东边日出西边雨”有的是,且《书合浦舟行》就说三十日夜“疏星满天”,只不过“连日大雨,桥梁尽坏”,不能陆行而已。
止宿零禄可能,“燃松赋诗”呢?“燃松”可以,但“赋诗”则未有。《夜烧松明火》一诗现载《苏轼全集》诗集卷四十二,从诗集编年看,是写于元符二年末诗人在海南时。从诗的内容看也是这样。第一句曰“岁暮风雨交”,如写于零禄,当为六月,何言“岁暮”?此“岁暮”即元符二年岁暮。《苏轼诗集合注》此诗题注:“海南多松。己卯(按即元符二年)腊月二十三日,墨灶火发,几焚屋。遂罢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丸。馀松明一车,仍以照夜。”苏轼在海南难得佳墨,他不仅燃松照明而且燃松作墨,元符二年腊月因燃松作墨失了火,“遂罢作墨”。此诗写作背景与此有关。后人不察,以讹传讹,误以为此诗作于零禄。
(作者单位:广东省雷州文化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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