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黄埔港

　　当代粤商的局限性及历史责任

　　□李明华

　　近年来，商帮文化研究成为一个热门领域。传统的商帮，如徽商、晋商的商业文化传统被重新挖掘并赋予现代价值，除了历史渊源的追溯和商业理念的研究外，很多文学艺术作品也积极表现商帮文化，如《胡雪岩》、《乔家大院》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相比之下，粤商及粤商文化的声息和研究却比较沉寂。

　　如果论及商业历史传统，中国各地商帮都恐难与粤商相提并论。早在汉代，广东即以海上交通“舟楫之便”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经中国海和印度洋到印度半岛甚至到非洲，与世界各民族之间进行商业贸易和友好往来。明清时期，朝廷严格控制对外贸易，广东却一直没有停止过与海外的商业交往。从17世纪后期开始，清政府委托广东十三行行商协助粤海关管理广州的对外贸易，这种半官半商性质的外贸机构是中国商业史上的奇迹。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至道光二十年（1840）的85年间，各地对外口岸均关闭，只允许广东“一口通商”，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广东文化的“重商”特征、粤商在商界的重要地位也因此而形成。

　　在当代中国，粤商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的辉煌后黯然失落。长三角地区的跨越发展，都使粤商再难以“敢为人先”、“开拓创新”自诩。当前，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幸福广东，应该大力加强粤商文化研究。我认为，粤商的困境，从根本上说是文化的困境。

　　固然，粤商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开放、兼容、务实、守信的品性，有现代市场经济的丰富经验，但正如其他地域商帮一样，当代粤商也有自身的局限性。我认为这些局限性表现在：1.偏于一隅的局限性。一方面，看不到中国之大，看不到左邻右里之强，我就是“天子南库”，我就是“温柔富贵之乡”，盲目自信；另一方面，缺乏远大胸怀和世界眼光，企业目标、规划、决策和现实行为都十分小气。2.重感性轻理性的局限性。过分讲究经验和实惠，只务实不务虚，认为“洗脚上田”的经验即已足够，不重视理论提升，不关注规范化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普遍规则。3.价值观念和社会抱负的局限性。注重经济价值而忽略人文价值，缺乏政治意识和社会批判意识，参与意愿和表达意愿不强，倾向“闷声发财，低调为人”，很少有全国知名的“商界领袖”、“意见领袖”。4.文化素质的局限性。与长三角企业相比，粤商的受教育程度要低一些，因此后劲不足。5.母体文化的局限性。岭南文化的内在局限（如边缘性、过分市井性等，需另文探讨），也成为粤商文化的基因。

　　粤商文化的局限性已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如广东商学院王先庆教授认为，粤商传统思维普遍不适应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代，是一种典型的小工业时代的工厂性思维和产品性思维，缺少一种大工业时代的大商人、大企业家式的复合性思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林平凡研究员指出，粤商已面临三重危机，其中最致命的是文化危机，即缺少人文精神，脚洗净心未洗净，更关注眼前，缺少开阔的视野和长远的战略设计，总之，未能形成粤商的文化路线。这些都是鞭辟入里的见解。

　　时代赋予了粤商新的历史责任。粤商要成为新一轮发展的领头羊，必须重视文化建设，以此丰富人文价值和商业价值内涵，提升整体素质。

　　（作者单位：广东省文化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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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商的文化基因

　　□金峰 冷东

　　岭南的广府、客家和福佬（潮汕）这三大民系，是由不同历史时期从中原地区不断南迁而来的汉族移民，与土著南粤的古越族后裔交流融合而产生的。由于宋元以前的岭南在全国来说属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蛮荒”之地，对先进的中原汉文化有很强的向心力，在祖述先烈时都自认是汉族后裔，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并执著于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尤重信守“忠孝仁爱”、“重义轻利”、“热心公益”等观念。

　　农耕文化与乡土观念

　　中原汉人南迁的过程中，不少族氏举族迁移，迁至岭南后也多聚族而居，从事农业生产，这就将中原汉族传统的家族制度、农耕文化复制到岭南。从岭南文化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因为与南粤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以及生产、生活等客观条件的变化，使“新粤人”具有了变通务实、民间信仰发达等与中原文化相参的地域性特征，但岭南文化仍以农耕文化为基础，重本守源，保留了强烈的家族和乡土观念。明清以后，客居粤商多在经商客地建立广东会馆则成为粤商听取家乡讯息、交流乡情的寄托所在。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同族、同乡之间的团结互助不仅有利于粤商们的声气相通，更有利于以血缘或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商业网络的迅速构建。晚清以后，粤商开始在南洋、美洲等世界各地立足生根。

　　海洋文化带来的重商主义

　　岭南面朝大海，自古以来就有频密的中外交流和繁荣的海上贸易，使得岭南文化与传统农耕文化重农轻商的观念不同，岭南文化农商并重，珍爱商业活动所带来的财富和价值。如顺德胡氏宗训所言：“凡我子孙……勿以明农为嫌，勿以商贾为耻。”晚清岭南大儒陈澧甚至毫无芥蒂地娶行商潘有度的女儿为妻。

　　海洋文化的重商特征，还形成了重商逐利的非同寻常的商业道德和商业精神。粤商在商贸活动中，讲求以义生利，赋予了自身商业行为的道德合法性。宋元以来，岭南世家大族经营商业活动的情形就屡见不鲜，近代更有许多华侨粤商回国兴办实业，是我国近代民族工业产生发展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粤商在许多领域都同样成为先行者。

　　开放的文化特性与粤商的开拓进取

　　岭南文化的开放特性，养成了粤商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鸦片战争前，粤商就已不满足于经营中外贸易，而曾远赴海外在国际贸易中大展身手。除了南洋各地处处都有粤商的身影外，行商潘振承还曾赴瑞典经营商贸，伍秉鉴父子则在美国的保险、证券和铁路等行业都有大笔的投资。鸦片战争后，粤商遍布全球，广州的《七十二行商报》发刊词曾自豪地宣称：“各行省无不有粤商行店，五大洲无不有粤人足迹！”晚清时粤商马应彪等人学习西方新型的百货公司运营模式，创办先施、大新等百货公司，突破了商北货商铺的传统商业模式，促进了中国商业的近代化转型，成为粤商创新精神的突出表现。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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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广州外销画中的市井风情图

　　□江滢河

　　清代广州口岸曾以“一口通商”的独特地位一枝独秀，成为东西方商品和艺术品交流的重要门户。当时输出的艺术品有丝绸、陶瓷、牙雕、漆器、木雕及外销画等，因具有浓厚的中国色彩而又略带欧洲艺术风格深受西方人士喜爱，在18、19世纪的欧美社会掀起了一股“中国风”，至今欧美各大博物馆和私藏机构仍然保存着数量惊人的清代广州外销艺术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清代广州外销画。

　　清代广州外销画中最重要的题材，也是目前留存数量最多的是市井风情图，也可称之为风俗图，包括中国人日常家庭生活、中国各种职业、各地风光、各种人物、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法律刑罚等内容，这些绘画作品有的以油画和玻璃画的形式绘制，更多是以水彩、水粉画或者木版画成套绘制，装订成册出售。广州外销画没有出现很多传统中最常见的诸如“福禄寿禧”等节庆题材的作品，而是成系统、成规模地出现了反映中国社会生活的市井风情图。从图画的主题可以看出，这些作品并不是要表达中国传统风俗画所要表达的寓意和精神，也不是为了西方某种节庆活动的需要，它们反映的是西方社会了解陌生的中国社会文化的渴望和兴趣，是为西方社会传递中国信息的重要媒介，因此在19世纪欧美社会非常受欢迎，是来华西洋人回国时携带的主要旅游纪念品和馈赠亲友的礼物，这也是广州外销画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的重要体现。

　　这些画作在清代广州口岸如此大量的出现，表明清代广州口岸城市生活和市井风情的绘画作品数量和种类十分丰富，能够提供大量的素材和作品给西方人选购。这些外销画作品题材和表现手法是在中国本土市井风俗画的基础上发展的，从内容选择、行业分类到构图、人物造型、脸部特征和人物行为方式，很多是按照中国传统绘画的处理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吸取了传统风俗画的内容，比如街头职业、店铺交易情景等，曾经出现在诸如《清明上河图》、《姑苏繁华图》和其他描绘三百六十行情景的中国绘画上。广州外销画比中国传统风俗画更具体、集中且系统地反映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其间很多内容的选取直接反映西方人眼中的社会内涵，这又体现出西方绘画理念和社会观念的影响，呈现出某种程度的中西艺术因素的结合。由于是面向西方市场的绘画作品，这些外销画的绘制自然会投合西方人的要求，参用洋画技法进行创作，使用透视、阴影、光线明暗等创作方法；而且某些主题是按照西方人眼中的社会以及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国图景来绘制的，体现出西方人所熟悉的广州口岸特色。不过这些画直接来自广州口岸，由生活在此的外销画家绘制他们熟悉的社会风貌，虽然在某些方面带有一定的西方面貌，但是想象的成分比欧洲人作品中的要少得多，能够更真实准确地反映中国社会状况，反映在中西直接交通影响下广州口岸的独特文化，因此更受西方社会欢迎。

　　广州街头各种行业是市井风情图的常见题材，通常被组合成画册，大多绘制街头行业图，包括剃头匠、西洋景、食档、琴匠、瓷器贩、菜贩、游方僧尼、木偶艺人、街头流浪者等，少则十幅、十二幅，多则六十幅甚至三百六十幅，每一幅均为在单色的背景上展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反映各种中国人物、中国人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内容也被绘制成外销画，常见主题包括中国皇帝、皇后、各级官员形象、带女仆的贵妇、中国人玩牌及其他游戏、花园聚会等，甚至包括皇帝接见、皇宫情景等远离广州生活的主题，这些绘画展现出外国人难得一见的场景，是他们十分渴望了解的中国社会内容。描绘中国各种店铺情景的外销画也是西洋人经常购买的对象。从出售中国外销商品诸如瓷器、茶叶、丝绸、漆器等店铺，到出售中国传统商品诸如书籍、中药、蜡烛等的店铺都有描绘。画面上漆器商店摆着各种漆器，如桌子、盒子、箱子、镜框等；竹器商店摆着竹椅、藤椅等中式家具以及仿西式的竹器；瓷器商店琳琅满目地陈列着各种外销瓷；西式家具商店陈列着各种折叠椅、木箱、长沙发、有靠背的长椅等等，在外销画中都有仔细生动的描绘。店铺图描绘的不仅仅是广州十三行区新、旧中国街专门面向西方人的各种店铺，还包括了广州城市里各种商业店铺，甚至包括一些非常新式的出售西洋货品诸如洋表、自鸣钟、洋酒等的“洋货店”，还有出售代表国内时尚商品的“苏杭杂货店”和“烟丝行”等等，这些都描绘了清代广州社会经济生活的情景，可以看出作为口岸城市的广州连接着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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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1年潘振承赴瑞典哥德堡经商（油画）

      岭南文化谱系中不能忽略“粤商”

　　——访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梁凤莲

　　《人文岭南》：作为岭南文化的研究学者，您认为广州为何近年来日益重视发展地域特色文化？

　　梁凤莲：全社会对广州本土文化的自信与自豪感，跟广州赢得举办“亚运”这个历史性机缘紧密相关。正是有了这样一个世界性的平台，才得以充分展示了广州文化的魅力与风采，集多年积累与守望带来的蜕变，让广州仿佛一夜之间芙蓉出水、脱胎换骨。广州要建设世界文化名城和商贸中心，文化被摆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显然有关决策层已经意识并把握到文化对整个社会发展须臾勿缺的重要性。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变迁，广州的发展往何处去才有了目前这样的定性与定调，而且文化的承传与发展是具有链接效应的，是不能断裂的，是亟须继往开来的。其实，广州需要发展的不仅是具有特色的广府文化，那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更需要推陈出新、擦亮突显的是我们的岭南文化，因为广州本来就是岭南文化的中心地，是岭南文化的原点和容器。

　　《人文岭南》：一直以来，您以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的形式，潜心研究岭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您觉得增强百姓对传统文化认同感，还有何种有益方式？

　　梁凤莲：除了提到的文学创作与文化研究外，到目前为止，我还通过作为市人大代表的身份，在不同的场合为岭南文化奔走呼吁。

　　增强百姓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其实有更多有效有益的方式。例如，可以通过从上到下的一以贯之，来引发与达成社会共识。从决策机构到执行实践，从媒体的推介传播到民间的引导与关注。包括教育与消费领域，在不同的层面都可以一齐推进，形成对自己城市文化尊重与自豪的氛围，更进一步形成一种良好互动的效应。使百姓不仅在建设这座城市，同时亦在享用着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这样，四方人才会在广州不断地生成文化的认同感，不断地去培育对这座城市的家园意识。

　　《人文岭南》：据报道，您的下一部小说将讲述粤商群体的故事和精神面貌，是更多关注以前的粤商群体还是描写当下时代的粤商？目前进展如何？

　　梁凤莲：除了西关小姐与东山大少，广州人群落里不能忽略的还有粤商与市民。广州的商贸历史源远流长，始自十三行时期，广州早早就通过商贸而走向海外、走向世界。作为一个千年的商埠，广州的商人独树一帜正是有这种传统与血脉。所以，广州才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才有了延展十多年的经济强势。建商贸中心和文化名城是一脉相承的，其正是秉承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传统，而其中的粤商是功不可没的，应该给予足够的艺术表达与正名。我的小说里不仅关注以前的粤商，也让追踪的脚步行至当下，广州汇聚了四方的商客，最终得以冶炼出粤商的特色优势与魅力。

　　《人文岭南》：您觉得粤商群体的精神特质是什么？在当下时代有否具体的表现？

　　梁凤莲：简单概括，粤商所具有的勇于尝试、敢于担当、善于共享、拿得起放得下、低调而为、伺机而起等等精神特质，才使得粤商在不同的时势面前，都能走出自己的新路，创出自己的生机。而这些精神特质延续到现在，依然有根脉在传承，依然保存着自身不可替代的优势和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