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井皇族村

　　社会转型背景下广东古村落的保护和发展

       □  朱志刚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得以迅猛发展。中国社会同时也面临着急剧的转型，这种转型毫无疑问体现在中国的方方面面。这种转型是物质性的、国家性的，也是精神性的、地方性的。这种转型不仅发生在城市，更多体现于乡村。因为与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商业化城市相比，作为地方社会的更具传统农业特征的历史性的乡村，在时代的变迁之中，显然会更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而受到严峻的挑战。

　　特别是在这个“乡土中国”的社会里，我们应当尤其关注的是古村落社会。因为古村落在急剧转型中的生存状况更易趋于濒危。何谓古村落？古村落应该具有历史性、原真性、传承性、农业性、鲜活性、整体性等基本特征。由此，古村落，即是指有着悠久历史的、外在形式未改变太大的、延续了传统文化习俗的、仍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体的、至今依旧鲜活存在的一个边缘清楚、范围不大却又完整的人群聚落空间。

　　古村落现状堪忧

　　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古村落的现状显得更为堪忧。我们可以从广东古村落呈现的三个层面来看。首先，广东古村落存在的自我空间逐渐消失，而且非常迅速。随着广东经济率先迅速发展，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现代工商制造业愈来愈成为广东经济的支柱产业，“珠三角”城市化的步伐又不断扩张，进一步吞噬了乡村社会。

　　其次，从广东古村落的地理空间来看，包括村落生态环境、村落布局规划、村落建筑、基础设施等，都遭受到极大的破坏。“珠三角”环村的水网河道多已淤塞或不再清澈。村落的空间布局和岭南风格建筑被肆意地更改和摧毁。岭南水乡这一独特的标志性地理特征逐渐泯灭。

　　再次，我们看到广东古村落的文化空间逐渐萎缩。广东古村落中的居民因为富裕或从事工商业活动逐渐搬迁离开了，广东村落里曾经发达的民间组织解体或不再起作用了，村落中世代传承的文化习俗也简约淡薄了甚至有的已经消亡了。上述三个层面的古村落现状如果持续恶化的话，或许将会使曾经广泛散布在岭南地域的承载着这个地域人群集体记忆的鲜活遗产最终变成一种岭南人心灵深处无法触摸的想象。

　　广东古村落的保护和发展模式

　　按照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传承发展”的方针，目前，广东古村落的保护和发展大致存在以下几种模式：首先，是国家力量的积极介入，包括国家各级行政单位政策、法律法规、制度等的制定以及授予相关荣誉和奖励。1986年，国务院在公布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时，首次谈论到历史文化村镇的保护问题。自2003年11月起至今，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公布了五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07年广东省开始评选第一批历史文化名村，这些评选活动极大帮助和促进了对古村落的保护。2002年7月，广东省以省长令的形式专门颁布了针对江门开平碉楼的法规《广东省开平碉楼保护管理规定》。2002年10月，国家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时又对历史文化村镇的概念明确界定，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历史文化村镇在文化遗产整体保护体系中的地位。2008年，国务院正式颁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明确了对古村落保护的目标、措施、方法和标准，规定了政府以及主管部门的法律责任，体现了国家对历史文化村镇保护工作的日益重视。2009年6月，广东省中山市人民政府印发了《中山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暂行规定》，同年底广东省也对《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的立法问题进行了论证。这几年，广东还利用国家新农村建设的政策，与古村落保护结合起来。

　　其次，利用经济的杠杆驱动对古村落进行保护和开发。在资本经济的利益驱动下，也是为了满足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得以提高之后的精神生活需要，旅游开发、酒吧经济、农庄经济等开发模式成为比较常见的保护开发的手段和方法，例如上海“新天地模式”在佛山东华里的复制、增城等地的农庄体验、从化的温泉休闲等旅游产业的开发。

　　再次，是一种无为而在的状况。这是古村落一种自然而然状态下的选择，主要依赖村民自身的力量无为而治，不加干涉地自生自灭。这也是大多数古村落无奈的自我生存保护法则。虽然不是最有效的，但比起有的外力强加的随意随性改造的行径未尝不是更好的一种选择。

　　最后，是多重模式组合下的经营方式。其实，在古村落的保护开发过程中，常常是这多重力量的集结。民间、国家、资本三者各就其位，又相互利用和渗透。譬如广州天河区珠村“乞巧节”的“复活”，就有本地村民潘家的能人、天河区政府、珠村经济股份有限公司的集体参与运作。

　　古村落已成为“最后的精神家园”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持下，在广东文化强省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已经意识到民间、国家、资本的力量如何越来越多地渗透到一个地方社会，这些力量也的确对于广东古村落的保护和开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同时可以发现这些力量的背后，也暗藏了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例如，尽管广东有的古村落获得了国家、省市级历史文化名村荣誉称号而得以保护，但仅仅是少数，大多数的古村落由于资金、人力、制度和方法等原因，仍旧淹没于荒山野草之中。而有时政策又往往被误读，新农村建设演变成“大拆大建”，诸多古色古香的岭南建筑被仿造、被统一、被美观。旅游开发的过度和滥用，对古村落无论是物质环境还是精神环境都造成巨大的伤害，地理生态环境被污染和破坏，当地人的思维、价值观、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急剧改变，甚至造成当地民众与资本力量的矛盾冲突。古老的乡村不再宁静，将变得和城市一样庸常、喧嚣、单调和同质。这些正是我们要设法警惕和摒弃的。

　　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记住2006年浙江西塘“中国古村落保护”高峰论坛《西塘宣言》中所言：古村落是祖先创造的第一批文化成果，是一个群体的历史纪念碑，也是我们今天最后的精神家园，“古村落的消失，或者说村落文化个性的泯灭，将釜底抽薪式地毁灭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景观，中国将从此沦为文明的弃儿和文化的乞丐”。我们有理由期待广东古村落的保护和发展可以也能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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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禧太后赐建的“广东第一村”

    □  途人

　　有人说它出自清朝官帽的锅耳形，而修建锅耳式山墙，除了防火的功能外还多了一层读书做官、官运亨通的寓意——显然它并非平头百姓可以随便修建的，首先你得要有功名，而且还得按官职大小来区分，官做得越大，锅耳墙也就能建得越高，其装饰也就自然越漂亮。于是，在民间锅耳墙又被称为“鳌鱼墙”，并由此引申出“独占鳌头”的意思。所以这种锅耳屋，昔日大多是官员的府邸、宗祠、神庙或书院。

　　但是让人称奇的是，岭南规模最大的锅耳屋古建筑群，却偏偏建在一个小村落——佛山市三水区大旗头村——它占地2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4000多平方米，以五座祠堂和家庙为前列，前后相连、左右贯通，200多座一式的硬山顶锅耳屋坐西向东呈梳式布局，整齐划一，规模宏大，历经120多年的风雨，至今你仍能感觉到它曾经显赫一时的豪气。如此规模的锅耳屋建筑群，何以会建在这昔日的穷乡僻壤而成为一座普通民居的村落呢？

　　这还得从广东水师提督郑绍忠说起。郑绍忠原名郑金，生于清道光年间，因家境贫寒，加上吃得多而人称“大口金”。他大字不识一个，但身宽体壮，自幼习武好斗，年轻时因争强好胜失手打死一道士，衙门追捕，不得已加入了打着反清复明旗号的农民起义军。清咸丰年间，当起义军在信宜建立“大洪国”时他被封为大元帅。清同治二年（1863）清兵围剿“大洪国”，郑倒戈相向，杀起义军首领归顺了清廷。然后他改名郑绍忠，组建“安勇”军追随左宗棠镇压太平军，因清剿有功而得左宗棠保举出任连、韶、南总兵和潮州总兵，得清廷黄马褂赏赐。

　　清光绪年间，郑绍忠被提拔为广东陆路提督，跟着两广总督张之洞参加了中法战争，在援闽海战、助战台湾和举荐冯子材、收编刘永福黑旗军、取得镇南关大捷中均有建树。他又积极协助张之洞开展洋务运动，建造铁甲船舰，组建广东水陆师学堂，光绪十七年（1891）受张之洞举荐被钦命为广东水师提督，镇守虎门要塞，成为中法战争中一员骁将。

　　从一个乡间习武好斗的“小混混”到清朝广东水师提督，郑绍忠演绎了他颇为传奇的一生。

　　就在郑绍忠出任广东水师提督这一年，他有幸被慈禧太后召见——诰封光禄大夫，赐头品顶戴兵部尚书衔，授三代振威将军。当慈禧太后得知他家境贫寒，母亲去世后回乡守孝时也只能住在低矮的泥屋后，大受感动，当即赐银6万余两，懿旨在其老家建屋。于是一组规模浩大的锅耳屋建筑群，顿时突兀在这穷乡僻壤的田间地头，成为岭南独一无二由慈禧赐建的古村落。

　　大旗头建好后，郑绍忠并没有住在这里，而是将房子全部分给了村里的族人居住。有意思的是，作为一介目不识丁的武将，他深知身居锅耳屋就必须读书做官的道理。于是在村庄前修建了一个象征“文房四宝”的风水布局——半亩鱼塘寓意洗墨池，塘边三层文塔则代表毛笔，塔前晒坪取名墨砚墩，而祠堂前的麻石广场则象征纸张。他希望以此来启迪后人崇儒学文，据说如今村里的孩子读书或考试，家长还会来这里为其“开笔”，以期为孩子的学业求个好意头。

　　光绪二十年（1894）郑绍忠六十大寿，慈禧太后曾御赐亲笔手书“寿”字条幅，并加盖“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玉玺。郑绍忠将其用樟木刻了一个两米高、一米宽的“寿”字挂在尚书第，成了家族的传世之宝。据说当时慈禧还赐了一尊宫廷烧制、题有“福寿万年”的花瓶和一件“翡翠白菜”的玉雕。而这“翡翠白菜”当时仅有两件，另一件如今已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郑绍忠病逝于虎门任上，终年62岁，而他从未住过的大旗头锅耳屋建筑群却传承至今，成了岭南一座独具魅力的古村落。2003年10月，大旗头村被国家建设部和文物局列为我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村，又因为是广东第一个入选的古村落，所以人称“广东第一村”。

　　（作者途人系资深文化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