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核准发布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9所高校章程，涉及政校分开、去行政化等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国内已有32所高校的章程核准发布。同时，深圳又传来消息称：深圳大学已完成《深圳大学条例》的起草工作，将提交市人大常委会讨论。有学者认为，此次立法重在厘清大学行政权力的边界。

　　■近日，教育部核准发布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9所高校章程。政校分开等内容成为各校章程的精髓所在。   资料图片

　　刚刚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学者表示，高校章程就是高校的“宪法”，加快制定科学完善的高校章程将极大推进当前的高校改革进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有了“章程”和“条例”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了，关键还是要将其真正落实。

　　大学章程：现代大学制度重要内容

　　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史，大学章程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大学初创期，那时以过往特许的形式授予大学一些必要的权利，规定大学应尽的义务，这种特许状就是大学章程的雏形，它伴随大学走过近千年漫长历程，逐渐发展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大学章程。

　　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介绍，在国外，大学章程的制定通常有两种途径：一种途径是学校获得办学自主权（特许）之后，由学校理事会制定章程，作为大学依法自主办学的法律依据；另一种途径是由大学举办者所在立法机构立法，明确举办者和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权责。“对于尚未获得充分办学自主权的大学而言，通常适合采取后一种途径，因为校方在未获自主办学授权时，很难要求举办者给予学校办学自主权。”

　　在西安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陆根书看来，“高校章程就是大学的‘宪法’，大学所有运作都要按照章程进行。”在某种意义上，高校章程被视为大学“宪章”，它承载着大学精神和大学使命，对于回归大学本位，完善现代大学制度，保障和推进学校事业科学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我国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都重申要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的改革，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

　　我国高校众多，但大学章程却长期处于缺位状态。据统计，截至2011年，全国仅有26所公办高校制定了章程，而这些章程由于无统一具体标准，不同程度地存在制定程序不合法、内容不科学、实施不到位等问题。学者表示，大学章程的缺位造成了国家法律很难落到实处，学校自主权难以真正落实，这才有过去经常出现的权力“放”与“收”的循环和近年来热议的高等学校“去行政化”之争。

　　通过法治手段提升高校治理水平

　　与国内其他高校纷纷制定颁布大学章程相比，作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又有新探索。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深圳大学法学院院长黄亚英近日向媒体表示，我国第一部专项高校立法——《深圳大学条例》目前已完成起草工作，并拟提交市人大常委会立法，旨在通过立法和法治手段，加大对深圳大学的支持力度，加快探索和提升我国高校的治理水平和能力。

　　“此次立法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创新和规范深圳大学与主办、主管的政府机构的相互关系，争取政府更多支持并将其法定化，扩大和保障学校办学自主权。”作为条例的主要起草者的黄亚英表示，自主权不足和行政化倾向，一直是我国高校管理体制的软肋。“一方面，学校缺乏自主权，人员招聘、经费使用等，需要层层报批；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和高校办学评价高度行政化，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市场机制缺失。”

　　据黄亚英介绍，此次立法就是要厘清政府在高校行政权力的边界，最大限度实现深圳大学招生、学科设置、经费开支、人事招聘和待遇、基建和采购招投标、奖惩机制等依法独立高效运行。

　　熊丙奇认为，从《深圳大学条例》所涉及的内容看，其基本相当于深圳大学章程，如果能纳入立法程序，将有望成为我国首部通过立法程序制定的大学章程，不仅对深圳大学依法治校有重要作用，对我国其他高校制定大学章程也具有启迪意义。

　　陆根书说，与大学章程相比，《深圳大学条例》通过后将具有法律效力，约束力也会更强，这也是对扩大办学自主权的探索。

　　　立大学章程是改革的开端而非结束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制定大学章程也仅是高校章程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对大学制度建设而言也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

　　近年来，许多公办大学开始制定大学章程。但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光礼看来，中国大学章程总体上认可度仍有提高的空间。从已制定出的大学章程看，存在诸如大学章程的制定和修改主体以及程序规定不严谨，没有规定最高决策机构的人员构成，没有设立最高决策机构的议事规则和运行程序，学术委员会职责权利不明晰等问题。

　　不过，储朝晖认为，如何在未来切实依章办学是比制定章程更大的挑战，也是更有实际价值的过程。唯有在办学过程中执行和落实章程，并不断依据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和广泛的民意，随时凝聚新的共识，通过合法的程序和通道修改完善章程，现代大学才能修成正果。

　　相关专家表示，我国大学要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章程，必须通过立法程序。只有通过立法程序，才能明确举办者和办学者的权责，推进学校内部明晰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的关系。

　　建立大学章程仅仅是高校改革的开端，它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董泽芳表示，大学章程吹响了高校改革的号角，从此高校治理不再无法可依、无章可循。但只建立大学章程还不能解决目前体制上的所有问题，这仅仅是个开始。“建立大学章程，关键看执行，如果只是把章程一立就了事，不执行到位仍然只是个摆设或空谈。”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