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临近毕业的广东省某重点高校历史学博士生小胡对记者抱怨说，“学校现在有了新规定，不允许本校博士毕业生直接留校任教，说是为了消除学术‘近亲繁殖’”。这对于一直将留校任教做学问当作梦想的小胡来说很难接受。
近年，我国高校学术“近亲繁殖”现象持续引发热议。有观点认为，学术“近亲繁殖”从内部摧毁了学术自由的根基，已成为我国学术发展的致命伤，制约着我国学术国际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事实上，对于学术“近亲繁殖”，学界存在不同观点，其究竟有何利弊？本报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近亲繁殖”易形成更多学术利益群体？
英国《自然》杂志曾报道，如果将“学术近亲繁殖率”定义为大学师资队伍中本校毕业生所占比例，用一个国家发表的论文量和论文被引用量占世界总量的百分比来反映一个国家的科研生产率，就会发现科研生产率与“学术近亲繁殖率”呈负相关。
2012年，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董泽芳在一份对中西部不同层次9所高校的调查资料中表示，“近亲繁殖”现象在我国高校尤其是地方院校中有所缓解，但在部分高校尤其是某些一流高校中仍比较严重。
学术“近亲繁殖”的利弊是中外学界多年来争论不休的话题。有学者表示，学术“近亲繁殖”容易形成一个相对高水平的学术团体，产生“名师效应链”。人们经常提及的就是程千帆先生及其培养的南京大学的博士弟子，如莫砺锋、张伯伟、张宏生、曹虹等，这些博士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推崇。程先生总结经验时，曾谈到将学生留下的重要性，认为聚气很重要，如果学生毕业后各自分飞，气就散了，干什么的都有，反而很难成才。
不过，更多的人认为“近亲繁殖”制约了学术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有学者认为学术‘近亲繁殖’有利，这不是没有道理，但这要存在于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就是学术能起到决定作用，如果外力如行政权力起决定作用，总体来说‘近亲繁殖’就不好。”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另外，不同学科也不一样，历史学科强调传承，而新生的电子行业、经济、动漫等领域的传承作用就不大，不能一概而论。”
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因为同一个导师传授同一个思考模式，所以学术“近亲繁殖”将导致学术思想的局限。另外，熊丙奇说，“有人觉得‘近亲繁殖’可以形成学派，是好的。但在现实情况下，往往会形成更多的学术利益群体。”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尤小立认为，学术“近亲繁殖”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名师不一定带出高徒，能形成“学派”的学术团队仍是极少数；二是学派或特色学科如果仅此一家，那么其学术水平应由谁判定？
记者采访中，学者普遍表示，促进高校人才科学理性地流动有利于高校的长期发展。
建立学术共同体标准是关键
多年来，不同学者关于学缘结构的调查都显示我国高校“近亲繁殖率”远高于国外大学。采访中，学者向记者表示，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近亲繁殖”本身。
尤小立认为，当下学术“近亲繁殖”，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个人魅力大于制度建设”的产物。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田兆元表示，他对于学术“近亲繁殖”不是绝对的支持或反对。他说，“关键是创新，还有就是开世面、开眼界，并不是留在学校就死守导师的教条，或者死守学校教条，盲目自信，一定要发展这个学科，这才是真正维护学校的传统。”
储朝晖认为，某些大学的“近亲繁殖”或与大学管理的行政化有关系。有权的人才能留下学生，没有权的也“繁殖”不了。这样一来就是权力的“繁殖”，而非学术的“繁殖”。行政权力过度参与、干扰了传承。
对此，熊丙奇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学术共同体评价机制。他说，“如果没有任何出身论和血统论，完全按照学术共同体标准，看学术贡献是否被认可，就没什么近亲和远亲问题了。然而，当前有时是出于利益评价，这就带出了一些学术风气的问题。”
建立以“学术”为核心的评价标准
为防止学术“近亲繁殖”，早在20世纪80年代复旦大学就曾力促与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互换研究生。2003年以来，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作出不再直接留本校博士毕业生的规定。《全国教育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更是国家以文件形式强调高校要“大幅度减少或不从本校毕业生中直接聘任新教师”。
“从总体看，当下大学或研究机构对学术‘近亲繁殖’的规定都与行政有关，是用一个行政行为纠正另一个行政问题。”尤小立表示，由于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在各自为政的情况下，“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做法就容易变得合理。他认为，“学术”二字应是核心，学派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和历史的认定，其标准也应是学术的。
对此，熊丙奇认为，从长远角度看，遏制学术“近亲繁殖”现象仍要回归到建立学术共同体的评价体系上来。如果有了评价标准，那么出身将不再重要。
储朝晖也表示，应该通过建立规范的专业评价体系，让不同观点、不同学派有平等的基础去讨论学术。对于高校“不能直接留校”的规定，他认为，“‘近亲繁殖’更深层的是理念、体制机制问题。如果仅从技术性层面，而不从理念和体制机制层面去考虑，这个问题将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不过，当前一些高校的措施也引起了学者的担忧。田兆元认为，如果本校博士毕业生全都不能留下，那么学校的传统将荡然无存，学生的自信心也将受到打击。此外，让学生到本校外工作几年是好的，但担心学生出去后，进来的不如他们优秀，而本校学生又回不来了，这样学校将难以建立自己的传统，所以应有一定比例的返回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