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中文化遗产保护喜中藏忧
2013年06月28日 12:01 来源：《人文岭南》2013年6月28日第29期 作者：冯爱琴
6月22日，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召开的第3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云南哈尼梯田和新疆天山双双入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已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达到45处，成为仅次于意大利的第二大世界遗产国。但与此同时，国内文化遗产遭破坏的消息也不断被曝出。
2005年12月22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文化遗产为何屡遭破坏？当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整体状况如何？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和文物部门负责人。
大公山来峰岗遗址北部考古发掘现场
5座先秦古墓一夜间被毁
6月18日，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以下简称“考古所”）正式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广州市萝岗区来峰岗遗址考古发掘现场遭破坏一事进行了说明。据介绍，来峰岗考古发掘现场位于广州市开创大道荔红一路与伴河路交会处，是近年来广州发现的最为集中的先秦墓葬区，这个区域恰好位于地铁六号线萝岗车辆段的施工范围内。3月9日，考古所受广州市文广新局指派，进场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时间为6月至8月。目前整个考古现场已勘探完毕，勘明有先秦时期墓葬18座，正在进行抢救性挖掘工作。
6月14日晚，来峰岗北坡考古工地的9个10米×10米考古探方全部被毁，被毁坏的古墓共5座，另有3个探方也遭局部毁坏。据现场文物考古专家鉴定，从墓葬形制和已发现的夹砂陶釜、印纹陶片等器物判断，被毁的5座墓葬年代均为先秦时期，对广州先秦历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其中有一座古墓之前深挖了一半，曾有一个先秦的夹沙陶罐露面。考古工地被毁坏后，夹沙陶罐随古墓一起消失，考古人员之前放在古墓边上的考古器材也连带被损。
事实上，在该工地的整个考古过程中，考古现场遭破坏的事故远不止最近这一宗。自3月9日起，考古所就对勘探发掘区域进行围蔽并设置标识牌，但4月中旬、5月初和5月底，围蔽警戒线和探方多次被挖破。事发后，广东省文化厅、广东省文物局和广州市文广新局均作出回应，认为这是一起十分严重的破坏文物的恶性事件，要求广州市主管部门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目前事件正在处理中。
尚未发掘完的古墓M2中露头的器物
大型基建中的
文化遗产保护形势严峻
来峰岗遗址考古发掘现场遭破坏事件并非偶然和独有，就在此前不久的6月10日深夜至11日凌晨，广州两座民国时期建筑金陵台和妙高台也一夜之间被摧毁；5月初，深圳咸头岭遗址也遭到破坏，成为淤泥沙土填埋场，而该遗址曾入选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在文化强国、文化强省建设的背景下，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更不应该。” 广东省文物局副局长曹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介绍，广东省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有世界文化遗产1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96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500多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000多处。经过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广东省共有不可移动文物37156处，居全国第6位。而且，就全国来看，广东不可移动文物的岭南地域文化特色较强，如古民居、传统村落，近现代建筑也较多。“文化遗产保护的总体趋势还是比较好的，但面临的问题也比较严峻。” 曹劲说，广东是经济发达省份，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多，城市化进程比较快，如何协调发展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相关建筑单位和业主单位文物保护意识不强，施工中不时有文物被毁。另外，现行文物法和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健全。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违法成本过低。“依据我国现行文物法，破坏文物的案件最高罚款仅为50万元，这个数目对于整个建设项目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杜金鹏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郭立新都认为，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出现的这些现象，突显了利益关系协调问题，即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关系、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关系、核心利益与非核心利益关系的正确处理。杜金鹏说，从根本上讲，这是文保思想理念方面的问题。此外，我国文保专业队伍小，与实际需求落差很大，文保科技发展水平不高，也制约了文保事业的发展。郭立新认为，除此之外，还涉及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制建设和行政管理机制问题。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仅仅是经济发达的广东，几乎全国各地都处于大规模建设迅猛发展时期。海南省博物馆馆长、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丘刚表示，建筑开发一方面使群众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带动了地下文物考古工作的快速发展，现在绝大部分考古工作都是配合基础设施建设进行的，毁坏文物的现象在海南也曾频繁出现，但近年来大为减少。
进一步提高文物保护意识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曹锦炎认为，我国文物保护的形势越来越好，不少高校、考古研究所都开设了公共考古课程，使更多人意识到文物保护不单是政府、专家的行为，也可以是公共的行为。相对于文物部门，高校应该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杜金鹏表示，现在中央政府和文物主管部门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文化遗产保护，这其中大遗址保护工作的成绩最为突出。一些地方政府也积极投入当地文化遗产保护当中，完成了很多文保项目。就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本身来看，当前应重视文化遗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文化遗产学科建设和教育、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理念、文化遗产保护科学技术等问题的研究。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期以来都承担着文物考古和文物保护研究工作，另外，广东省内的高校也有相应的科研力量，如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工业大学等高校就有文化遗产保护、古建筑研究的相关课程和科研项目。对于文化遗产研究的新动向，郭立新表示，其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众越来越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对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遗产的价值有了更深入和全面的认识；二是越来越强调在保护工作中以人为本，为明天而保存今天，为今天而保存过去；三是日益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整体性保护”。
媒体的监督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度。曹劲说， 10年前，广东的文物破坏现象比现在严重，但当时媒体曝光率低，群众关注度也低。现在，媒体监督和公众意识的觉醒对于减少毁坏文物的事件也有一定作用。近几年，相关单位的文物保护意识也明显提高。例如，由广东省发改委立项的大型项目，基本能做到在开工之前与文物部门联系，取得文物核准之后才通过立项。
杜金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首先要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公众的文保意识。其次要加强法制建设，制定与当前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文保法律法规，做到依法保护、依法利用。再次要加强文保专业人员培育，建设一支具有较高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专业队伍。
郭立新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华南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教学中心副主任
建立良好的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有赖于社会的整体进步和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首先要认识到位，加大宣传力度，让文化遗产保护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其次要通盘考虑法律和制度等各个方面，增强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的可操作性。
曹劲
广东省文物局副局长
现行文物法往往停留在指导层面上，期望新版文物法在执法力度和可执行性方面有更好的修正。
曹锦炎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文化遗产保护问题频现，有重要公共文物保护意识薄弱的因素，也有政府协调和执法力度不强的原因。因此，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工作，要深入到相关法人单位。
（本报记者 冯爱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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