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选购“菠萝鸡”。                                   黄钦杰/摄

　　3月1日上午，首届岭南民俗文化节在广州市黄埔区南海神庙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出席并宣布文化节开幕，出席开幕式的还有广东省委、省政府，广州市委、市政府及黄埔区的领导。

　　此届民俗文化节同时也是第八届广州民俗文化节暨黄埔“波罗诞”千年庙会。据统计，3月1日至7日，超过百万人参加了这次民俗文化节。而就在2月上旬，广州市越秀区举办的第二届广府庙会，为期7天，共有“赶集人”500万之多，比去年首届庙会多出200余万。2011年佛山秋色欢乐节，仅3天就有180多万人参加；2007年湛江市首届中国雷祖文化节，10天时间约有33万人参加……

　　除了人数众多外，近几年在广东省举办的各类文化节还呈现几个共同点：主办方均是当地（市、区、县）政府；规模增长快，其中2010年后文化节参与群众均超过百万人次；以传统民俗、节日或信仰为基础；节日期间都有相应的“拜神”活动，如秋色欢乐节的秋祭、广府庙会拜城隍、“波罗诞”庙会拜南海神等。

　　面对越来越多的传统岭南民俗重新被人们“拾起”，像岭南民俗文化节这种以政府为主导、以群众为主体、以地区来命名的节庆在岭南地区逐渐兴起，不禁引起人们对民俗传承和发展路径的思考。

　　信仰：民俗传承的核心部分

　　地理位置和发展历程造就了岭南民俗文化浓厚的地方特色。“广东境内，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风俗均具有岭南的地方特色。本地的汉民族习俗与其他省、区的汉民族风俗同源同流，而在具体情节和表现方式上又有不少差异”，“广东境内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风俗差异虽较大，却也会有不少相通之处，从中可以看出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风俗文化的互相交流与影响”，萧亭在由其主编的《广东省志· 风俗志》（以下简称《风俗志》）的“概述”部分对广东地区民俗文化特色作了如是阐述。

　　对于民俗的传承和变异，《风俗志》中也作了分析：“许多风俗事象的存在和变异都离不开人们生活的历史背景和生存空间。”当代民俗学者也普遍认同民俗本身既具有延续性，又具有变异性。在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刘晓春看来，岭南民俗中的有些内容已经“脱落”，但整体的继承情况相对较好，因为广东人比较固守民俗的信仰传统，凡事讲究意头，敬畏神明，崇拜祖先，人际关系淡而不薄，礼尚往来。民俗信仰支撑了民俗文化的传承发展。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研究员陈忠烈长期关注明清以来珠三角地区的民俗发展，他觉得在岭南各类民俗中，节庆民俗传承得较好。广东省民俗文化研究会会长、《神州民俗》杂志总编辑刘志文认为，在衣食住行四类习俗中，岭南人对“吃”这一习俗相对继承较好，但也不是一成不变，“毕竟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

　　2月17日，在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文联、中共广州市黄埔区委和区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岭南民俗文化论坛上，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周大鸣表示，民俗是彰显城市性格的重要部分，中国社会的发展正逐步告别“乡土”而走向“现代”，在新的语境中重释民俗、演绎传统已成为一个迫切的任务。

　　此外，刘晓春和刘志文都认为，在传承过程中民俗不可能完全保持原样，但核心部分一定要传承下来，这个核心部分就是——信仰。

　　路径：民俗传承最终要靠民众

　　有诸多因素可以影响民俗传承和发展，其中政治要素是较为重要的一项。刘志文认为，“总体而言，广东各界对民俗文化越来越重视了，省一级单位举办民俗节，这在以前是没有的。这次（首届岭南民俗文化节）是我们广东继承传统文化的一个重大举措”。正是由于广东先后提出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省战略，各级政府日益重视文化建设，在民俗文化发展中的参与热情不断提高。

　　以首届岭南民俗文化节的定位为例。黄埔“波罗诞”庙会是广州乃至珠三角地区民俗文化的源头之一，举办岭南民俗文化节就是希望借助庙会的影响力，对活动内容、形式、规模、档次等作进一步提升，以政府为主导、以群众为主体，省、市、区三方合作，最终形成岭南民俗文化的大荟萃与大展示。

　　对此，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叶春生表示，“在民俗活动中，政府倡导、企业资助、民众参与是我们的原则。古语云：上导之为风，下习之为俗。这符合民俗发展的规律”。刘晓春提出，把传统民俗文化看做一种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传承的生活文化，还是作为一种地方符号予以展演的文化遗产，需要认真思考。他认为，岭南民俗文化节的最终目的不应只是民俗文化的集中展演，而应该是通过民俗文化的集中展演激发民众文化自觉，从而珍视民俗文化传统，自觉传承民俗文化。

　　民俗活动中官方参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刘志文表示，政府参与和主导民俗文化节，表明了官方对某些民间信仰的认同，这种认同有利于促进双方形成和谐的关系。不过，民俗传承最终还是要靠民众，这才符合民俗的本质。

　　理论：南北民俗学研究的差异

　　民俗发展路径的争议也在不断提示我们，有必要加强对岭南民俗进行理论研究。

　　《风俗志》中显示，广东人对岭南民俗的研究古已有之。广东学者黄遵宪（1848—1905年）的《日本国志》对风俗的范围、形成、特点以及研究风俗的目的，提出了独到的见解。1927年11月，顾颉刚与容肇祖、董作宾、钟敬文等人发起组织民俗学会，推举容肇祖担任民俗学会主席。同年，顾颉刚和余永梁草拟的《本所计划书》对广东乃至全国民俗研究有巨大贡献。

　　20世纪50—70年代，广东民俗研究进入“低谷”，成果甚微。直到80年代初，广东知识界才又开始重新关注风俗研究问题。1984年11月，广东民俗学会在广州成立。

　　对于当代民俗研究的方向和方法，专家们普遍表示，目前对广东民俗理论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提高。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邓启耀说：“广东民俗理论这一领域的研究学者不是很多。以中山大学为例，人类学系所做的相关研究偏重文化类，中文系的研究偏向民间文艺类，民间戏剧的研究已经扩大到非物质文化研究这一领域了。”

　　关于我国民俗理论研究的南北方差异，邓启耀认为：“南方的民俗学相对重视田野调查，北方的比较重视理论研究……事实证明，人类学比较重视田野调查的路径是对的。目前，南方的民俗学研究与人类学、非物质文化研究还与现代传播学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发展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