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3月起，随着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临近，各地的纪念活动逐渐走向高潮。但另一方面，近年来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也存在被边缘化的现象。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有学者呼吁，应从国际视野的角度，以长时段的眼光，重新认识孙中山以及辛亥革命的遗产与中国的未来，这对于当今中国社会转型及发展仍有特别的借鉴意义。因此，站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社会大众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是——

　　我们该如何汲取“百年辛亥”的历史营养？

　　再过半个月，年届81周岁高龄的中山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段云章将带着自己的文章，参加在武汉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大会，他是此次大会上撰写文章年龄最高的学者。从1961年开始，段云章便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在武汉召开的全国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段云章教授对记者说：“这次会议由吴玉章、李达主持，那时坐在前三排的均为其时知名的史学前辈：范文澜、吴晗、吕振羽、何干之、邵循正、黎澍等。”自称为“老学生”的段云章是当时国内唯一一名以研究生名义参加研讨会的与会人员，那时他31岁。他撰写的文章《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的阶级基础初探》也被选入《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从此走上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研究之路。

　　之后，他又先后参加了纪念辛亥革命70、80、90周年大会，以及纪念孙中山诞辰纪念大会，他也成为辛亥革命研究的见证者之一。

　　曾经的“显学”

　　新中国成立后，辛亥革命研究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最早开展研究的是北京的学者，中山大学陈裼祺教授也在上世纪50年代初撰写了辛亥革命的文章，是最早开展辛亥革命研究的学者之一。”段云章说。由于广东为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因而广东省有关辛亥革命研究突出的特点就是孙中山研究。广东省社科院是较早开展孙中山研究的单位之一，1958年，广东省社科院的前身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挂牌，而早在前两年，已经有学者开展相关研究，历史研究室的研究重心也偏重于中国近现代史，黄彦、张磊、张难生、方志钦先后来到研究室。

　　“他们四人被称为社科院研究所的‘四条汉子’。”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原所长王杰告诉记者。“文革”之后，国内有关辛亥革命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1979年11月，中山大学、中南五省辛亥革命研究会和广东历史学会在广州联合举办了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到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史学工作者141人，其中有两位香港学者和一位美国学者、一位日本学者。当时撰写会议纪要的段云章回忆道：“当时感觉辛亥革命研究复活了。”上世纪 80年代、90年代，辛亥革命研究进入黄金期，而一批新的史料、文集也先后出版，广东尤以孙中山研究及其文献的搜集见长，《朱执信集》、《廖仲恺集》先后为中华书局再版三次，由广东省社科院发起，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山大学参与编纂的《孙中山全集》也于1980年出版。此外，广东省社科院还主编了全国第一本《孙中山年谱》以及第一本孙中山图集。广东省社科院、中山大学也先后成立孙中山研究所，1990年孙中山与亚洲研讨会在广东召开，这次会议首次由中日两国联合举办，30余名台湾学者首次以公开身份参加学术交流，盛况空前。

　　纪念活动的“异化”

　　作为近代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与孙中山先生的故里，近年来广东省开始重视孙中山文化名片的打造，例如，中山市去年将孙中山文化周升级为孙中山文化节，并写入《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今年武汉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大会入选的104篇论文中，广东学者共有18篇，约占论文总数的17.3%。由广东省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办的辛亥革命纪念馆也将于10月迎来参观者。

　　随着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临近，从今年3月开始，一批纪念活动及学术研讨会接连召开。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谢放告诉记者，“今年有关辛亥革命的会议邀请非常多，我只能挑其中几个参加。各地不同部门都在开会、办活动”。“按照惯例，广东省社科院、广东省社科联、中山大学每当辛亥革命逢五、逢十均会举办重量级的学术研讨会，但是今年则失声了。”

　　“武汉逢十纪念辛亥革命活动是既成惯例，但与湖北省重视纪念辛亥革命活动的程度来看，广东要显得低调得多，光是华中师范大学即出版50本书，广东要出版的书要少得多，一些课题并非不能做，如果提前一年立项或者规划，这时候完全可以拿出一批学术成果来，今年的纪念活动太过于零碎，一个地方甚至开两三次会。”中山大学教授林家有说。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章开沅在今年中山大学举办的辛亥百年名家讲坛上对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的“有名无实”非常痛惜。而广东省社科院孙中山研究所也与历史研究所合并，其人员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研究实际上被边缘化了。” 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杰说。

　　王杰认为，辛亥革命纪念活动表面上轰轰烈烈，事实上有的纪念活动缺乏学术成果的支撑，一些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鲜有学术价值。广东作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研究重镇，目前尚没有有关广东辛亥革命的专著问世。这些声势浩大的活动虽然能够唤起普通民众对辛亥革命的关注，普及一定的知识，但从根本上来说，做好辛亥革命的研究才是认识辛亥革命的根本途径。因而，某种程度上说，纪念活动“异化”了。

　　重视研究辛亥革命的历史遗产

　　与一些纪念活动轰轰烈烈的展开相比，目前有关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研究现状则显得沉闷。“现在不少中青年学者已经不从事辛亥革命的相关研究，而我也年事已高，没有足够的精力再做研究。”段云章说。

　　辛亥革命诞生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共和国，也是中国民主共和的起点。在去年10月中山召开的辛亥革命研究与前瞻高峰论坛上， 章开沅作了“做好辛亥革命研究的三个一百年”的主题报告，引起与会学者的共鸣。他认为，学者应以长时段的眼光，认真研究辛亥革命前一百年、后一百年以及未来一百年的历史。在这样大的背景下再来认识孙中山、再来认识辛亥革命、再来认识孙中山以及辛亥革命的遗产与中国的未来。

　　林家有对这一提法印象深刻，他说，过去我们做了大量具体而细致的研究，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也偏低，缺乏对辛亥革命的整体认识，对于辛亥革命开辟道路、承前启后的作用没有充分的研究，这一期间中国有大量的新思想、新事物进入中国。比如蔡元培的美育、黄炎培提倡的职业教育等，完全可以成为我们今天教育改革的重要参考；辛亥革命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

　　谢放认为，随着时代的变化，研究热点和范式发生转移，研究者应该拓宽研究视野，研究辛亥革命正面的和负面的历史遗产，从国际视野的角度审视辛亥革命的意义。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由于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亦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因而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历史，对当今中国社会转型及发展仍有特别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