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江流域史研究现状之反思
2013年08月30日 12:57 来源：《人文岭南》2013年8月30日第31期 作者：麦思杰
作为珠江干流的西江，是华南区域社会最重要的航道之一。其沿岸“族类繁多”，文化差异大。作为历史上诸多重要事件发生地，西江流域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学界对西江流域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上半叶。许多学者将西江流域历史文化置于全国历史文化范畴中，阐明其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中所处的位置。近年来，在“目光向下”的区域史研究理念影响下，西江流域史研究关注点发生了变化。国内外一些学者尝试将西江流域“瑶”、“壮”、“民”等不同族群的文化身份置于具体的时空脉络中进行审视，并取得了一些突破性成果。但这些成果与其他区域的历史研究相比，其整体研究水平尚难以令人满意，主要表现在学界并未出现对西江流域有全新且整体理解的学术成果，同时，具有理论反思性与对话性的研究成果仍较为欠缺。
笔者以为，西江流域史研究要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一方面需要在新史学理念下重新理解西江流域社会构建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则需要在此基础上提炼出能与其他区域研究对话的概念与理论，为中国史研究的发展提供独特的研究范式与经验。要提高西江流域史的整体研究水平，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尤需注意新问题意识、新材料、新研究范围等方面的问题。为此，笔者结合自己过去的研究，提出几点思考，供方家批评指正。
回归人文主义传统开展研究
西江流域史研究要取得突出成果，首先要摆脱科学主义思维的束缚，回归人文主义传统。在一段时间内，西江流域历史文化的研究更多地在追求客观的描述，满足于总结所谓的特点，少了几分历史研究的“理解之同情”。不少研究者首先会将现代民族国家中的行政边界不自觉地置于历史研究之中，将行政的边界等同于社会的边界及文化的边界。因此，西江流域史实际上在很长时间内是在广西史或广东史的框架下展开。由此一来，西江流域被划分得支离破碎，整体性的研究便大受影响。
研究者在思考西江流域社会边界何在的问题时，必须要意识到这并非指客观的边界，而是存在于特定人群头脑中的文化观念。如在历史上游走于西江上的疍民，其对家与空间的概念亦建立在流动的理解之上。倘若将今人的空间观念混淆于历史上西江流域疍民的空间观念，我们的研究必定是隔靴搔痒，无法理解与把握西江流域的疍民文化。因此，研究西江流域的历史文化，只有在细致区分与勾勒不同文化特有群体的时空观念的基础上，将其置于具体的社会脉络之中，才能理解西江流域不同时期不同人群的具体活动，从而真正从宏观上把握西江流域的历史演变过程。
深入基层社会搜集整理民间文献
新学术观点的产生往往有赖于新史料的出现。“目光向下”的区域史研究，尤重民间史料的发掘与利用。事实上，注重对民间文献的搜集与利用，是西江流域史研究传统的一大特点。过去，西江流域的民间文献搜集深受若干专题研究的影响，如太平天国相关研究等，由此导致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方面出现了地域不平衡与专题性过强的问题。已有的几次倍受关注的社会调查与文献搜集，基本集中在左右江民族地区与爆发太平天国起义的桂平地区，而在府江、贺江、南流江等流域则未见有细致、深入、系统的调查。同时，因专题研究的目的性过强，预设前提过多，调查人员在搜集时遗漏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献，很多重要的史料亦未曾引起重视。如西江流域曾是明清至民国期间中国商业最为繁荣的地区之一，但到目前为止，学界未出现过对西江流域商业契约文书、碑铭、档案的系统搜集与整理。
民间文献搜集整理的薄弱，是西江流域史研究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因此，要对西江流域史研究取得富有新意的解释，就必须深入基层社会，抢救性地全面搜集包括碑铭、科仪书、契约、口述故事在内的各种文字与非文字文献。也只有在大规模挖掘新材料的基础上，才能推动西江流域史研究的深入。
拓宽研究范围
以整体思维理解西江流域史，全面而细致地了解民众生活与区域秩序、国家构建等关系，拓宽研究领域是研究深入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一段时间里，西江流域史的研究范围相对较窄，富有历史现场感与时间序列性的研究较为欠缺，如西江流域的环境史、灾荒史、瘟疫史、货币史、妇女史、儿童史等领域均有待深入研究。
研究新领域，并非仅是为了猎奇，而是要从不同的侧面重新理解西江流域社会的构建与演变。但研究范围的拓宽，必须建立在拥有新的问题意识与新史料的基础上。只有带着新的问题意识，透过民间史料与正史的结合，在结合国家典章制度、地方文化传统等问题的基础上，将这些新的研究领域置于宏大社会背景之下，才能理解西江流域独特而具有魅力的历史过程。
（作者系广东财经大学华南商业史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虚拟的系统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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