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天，笔者应广东省巴蜀文化研究会之邀，在广州向在粤的川渝同乡做了一场有关巴蜀文化的报告。交流中，得知广东不少市县的川渝老乡都组织了巴蜀文化研究会，这些组织对川渝打工者做了不少寻根巴蜀、立足岭南的思想文化工作，并受到广东省委有关领导的表扬。他们先于学术界而做了岭南文化与巴蜀文化的现实交流与合作的工作，令人佩服、感动。通过这件事，笔者也得到了启示，即走向多区域文化的比较与联合研究是当前地方文化研究的新趋势，是时代的呼唤，是人民群众最深刻的需要。

　　一是打破各地域文化学者孤立研究本地域文化的状态，把重点转向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融汇与互相影响的研究。

　　中华文化是由各地域文化组成的，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说，它具有“多元一体、多源一脉”的特性，即一统多样。各地域文化的共同性和一统性大于差异性和个性。推动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汇，研究其历史发展与现实状态，就是做最大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工作。例如，岭南文化与巴蜀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助与融合，就源远流长，是彼此在交融互助中发展的。古巴蜀文化是长江上游古文明的中心，古岭南文化是珠江流域古文明的中心，两者自古就有交流与沟通。三星堆文化的海贝就来自于南海，古蜀王子孙安阳王曾南迁两广交趾建立骆越国；唐代六祖慧能在岭南创立了中国化的禅宗（南宗），其同门智诜则在蜀创立了巴蜀禅系，而什邡人、八祖马祖道一则将这两者融会，由禅入净，使禅宗人间化、生活化，对禅宗进一步中国化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北宋时，苏轼流放海南，将巴蜀文化带入岭南，反过来，近代岭南画派黄宾虹又影响于巴蜀。总之，岭南的海洋文化特性为巴蜀的内陆文化特性补充了开放革新的新质因素，而巴蜀文化则为岭南文化补充了浪漫热烈的传统质素。两地长达3000年以上的文化交流，对增强中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作出了突出贡献。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至今非常薄弱，是一个值得开拓的新领域。

　　二是需要坚持本土文化的解读权和话语权，不能被西方强势文化的语境、话语和研究范式牵着鼻子走。

　　这与吸纳西方先进思潮并不矛盾。本土文化也需要学习西方，要有国际视野和现代思维，同时又要不拘泥于古人，而是要立于新时代的辩证立场，坚持民族文化为体，如历史上融会佛教文化一样，为我所用。例如，“蜀之为国，肇于人皇”，巴蜀文化源于“人皇”时代，就是古巴蜀人一种特殊的文化解读。《越绝书》指出石器与铜器两个时代之间，有个“以玉为兵”的玉器时代，这是吴越、南蛮一种特殊的文化解读，考古证明了这个时代的真实性。对这样的文化解读，要以本土文化立场深挖其内涵，寻根其文化，找出中国化的话语权，建立中国化的学术体系，而不要被西方的神巫时代观念和神权政治的话语所左右。

　　三是加强各地域之间共有精神家园的研究和地域文化神韵的研究，促进地域文化传承体系的建立，从而为中华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建立作出地域化的贡献，使一统多样的中华文化更加绚烂美丽。

　　每个地域有各自地域的学术，是地域精神文化的核心，体现着各自地域的精神、个性和神韵，是各地域精神家园秘藏的宝库。例如，巴蜀有蜀学，岭南有岭南学（陈寅恪称之为“南学”），就各有其特点和神韵。研究和把握蜀学与“南学”的根柢与内涵、文心与神韵，就能找到今日城市文化现代化建设的神韵和灵魂，从而寻找到地域文化软实力之根。

　　（作者系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