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光楼                                     作者/供图

 

                                                              云溪书院                                         作者/供图

　　岭南地处偏远，得益于便利的水陆交通，自古移民不断，与北方各省有着密切联系。罗香林在《世界史上广东学术源流与发展》中提出，广东与中原的交通有三条重要路线，分别以洞庭湖、鄱阳湖、太湖为中心。

　　此外，因濒临大海，岭南地区受外来文化影响较早。冯炳奎在《岭南文化》中指出，岭南民系成熟的过程，可简述为汉晋与中原人物合流同化，隋唐与西方人物合流同化，到明代而长成，至清末而成熟。

　　岭南学术文化特质

　　岭南、中原学术文化一脉相承。历代谪宦流寓对岭南学术文化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如虞翻徙南海，“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尝数百人”；郑侠徙英州，“英人无贵贱，皆加敬礼。争遣子弟从学”；刘禹锡在连州，“以词章自适，而郡中文学日兴。论者多其振作之功”。其他的，如韩愈在潮州、苏轼在惠州和秦观在雷州的影响均为人熟知。

　　明清之前，岭南学术文化氛围并不浓厚，这与当地文化底蕴积淀不深有关。明清时期既是岭南民系成型之时，也是学术文化厚积薄发之际，官学、私学兴起。至此，岭南学术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并有岭南学派之称。

　　岭南学术文化，呈多元性、包容性和抵抗性、敏锐性等特质，晚清时尤为突出。从明代陈献章创建江门学派起，岭南学者就十分强调学贵知疑、学贵自得，学问不为传统所锢蔽。陈献章、湛若水及其心学，形成了“心则理也”、“学贵乎自得”和“以自然为宗”思想学问体系，有思想解放、自主创新之意味，摆脱了程朱理学的框缚，在岭南学术史上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汉宋之争是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命题，岭南学者多以包容态度主张汉宋兼采。清中叶林伯桐“于学无所不窥，尤笃志经术。研经宗汉儒，而践履则服膺朱子”（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晚清时的朱次琦也强调，治经学应不分汉学宋学，汉学宋学并非相互矛盾，主张调和两者。开创东塾学派的陈澧，治学“其学并尊汉宋，年四十七著《汉儒通义》，谓汉儒言义理，无异于宋儒，宋儒轻蔑汉儒者，非也。近儒尊汉儒而不讲义理，亦非也”（古公愚：《学海堂述略》）。

　　与西方文化的变革交融

　　岭南是与西方文化接触较早的地区，在近代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交融的背景下，岭南学者尤为关注西学、时政、新鲜事物及中西学术比较等。梁廷枏在《合省国说》、《兰仑国说》中对美国和英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作了介绍，并在《合省国说》中对西方民主制度作了细致考察。道光年间，广州面临外夷侵犯，布置海防，梁廷枏纂修《海国四说》，以“筹海防夷”。

　　岭南学术文化随着社会变迁自我改造、自我更新。1889年建成的广雅书院以培养经世之才为目标，课程“讲求经义、史事、身心、经济之学”，“经学以能通大义为主，不取琐屑；史学以贯通古今为主，不取空论；性理之学以践履笃实为主，不取矫伪；经济之学以知今切用为主，不取泛滥”（张之洞：《奏请广雅书院立案折》）。这种“中体西用”思想，实际透露出岭南学术文化对西学的抵抗性。这种抵抗性到康有为那里仍有延续，他提出维新变法，以更宽容的态度对待西学，甚至当时容闳、严复等留学生和传教士傅兰雅、李提摩泰等人译述的政治学以及有关声、光、化、电的学科，在其创办的万木草堂教学中都有涉及，但康有为的学术思想在本质上还是中国传统路子，他的改革仍要从孔子那里寻求依据。

　　且不论各家学术思想的功过得失，在区域文化的影响下，岭南学术文化还是在不断传承与创新中获得了长足发展。

　　岭南学者的独特魅力

　　明清时期形成的学风、学术品性等，更能表现岭南学者的独特魅力。首先，注重人格涵养，问学求真。受白沙心学影响，岭南学者大都注重人格涵养，把完善人格作为学问之最终目的。从朱次琦到康有为，再到梁启超，在他们带徒的学规、学纲中均有相应方法和要求。其次，不尚空谈，求实致用。这也是主动参与政治生活的人生态度和治学作风。朱次琦有言：“读书者何也？读书以明理，明理以处事。先以自治其身心，随而应天下国家之用。”（简朝亮：《朱九江先生年谱》）陈澧也有言：“窃冀后之君子，祛门户之偏见，诵先儒之遗言，有益于身，有用于世，是区区之志也。”（《汉儒通义》序）

　　在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过程中，岭南学人勇为先行，扮演了“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规则”的重要角色。当今，广东提出重振岭南学术文化，延续岭南学派在中国理论界的影响，这段学术历史及一脉传承之精神不得不提。当代岭南学人应以此为激励，坚持学术自觉，信守学术理想与责任，在更为开放自由的环境中，博采众家之长，成就一家之言。

　　（作者单位：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