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人文岭南·学术圆桌”启动仪式暨首场研讨会在暨南大学举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王利民、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田丰、暨南大学党委书记蒋述卓、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小敏、南方网副总编辑张纯青以及广东省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

　　首期学术圆桌的议题为“岭南文化与广东精神”，与会学者基于学术本位的精神，从岭南文化的维度和层面探讨“广东精神”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最近，各地兴起了提炼、弘扬“地方精神”或“城市精神”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有12个地方已经或者正在提炼“地方精神”；在各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中，有如沈阳、福州、西安等多个城市已经或正在提炼“城市精神”。

　　2003年，广东省曾经将“广东精神”概括为“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兼容、敬业奉献”。2011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全省文化改革发展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在公民价值、公民道德和人民群众需求中寻找最大公约数，提炼出社会共同认可、体现广东特色、群众乐于接受、容易传承传播的价值理念，使之成为我们新时期的“广东精神”。

　　“人文岭南·学术圆桌”是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的系列学术论坛，《中国社会科学报》驻广东记者站、《中国社会科学报·人文岭南》编辑部、南方网联合各高校及科研机构具体承办，拟两月举办一期。

　　提炼“广东精神”要遵循“三原则”

　　田丰认为，“广东精神”的提炼需要遵循三个原则：第一，“广东精神”应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广东精神”体现的是全体广东人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性格特征，和每个广东人息息相关，最终也会成为每一位广东人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名片。因此，“广东精神”的提炼过程应该是一个群众广泛参与、经过充分讨论概括、最终在民主程序的基础上形成的最多数人认同的意见。

　　第二，“广东精神”应该从岭南文化中来，到岭南文化中去。岭南文化博大精深，是广东文化的源泉和根基，“广东精神”作为广东的文化名片，离不开岭南文化这个根基。因此，“广东精神”的提炼需要我们深入地总结岭南文化的内涵和特征，将其精华吸纳到“广东精神”的表述中来。在历史和现实、传统和现代的融会贯通中，我们今天所提炼出来的“广东精神”也必将成为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广东精神”应该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广东经济、社会和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的广东文化不仅是岭南文化的返本开新，而且是现代中国文化的创新成果。提炼“广东精神”，就需要充分考虑到广东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变迁和观念革命，能够反映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科学发展排头兵的时代使命和文化情怀。可以预期，“广东精神”一旦形成共识并加以宣传，将会在现实中发挥导向效应，将会成为广大人民促进社会和谐、共建幸福广东的行为准则和精神动力。

　　从地域文化中提炼“广东精神”

　　2011年以来，广东省学术界已经举行了数十次关于“广东精神”的学术研讨会，形成了一些初步的意见和共识。从最初的“重公德、守信用、敏于行、尚包容”到“厚于德、守于信、敏于行”，然后到“敢为先、尚包容、重实干”，再到“敢为先、尚包容、守信用、重实干”，新时期的“广东精神”还在酝酿和讨论之中。

　　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宗桂教授提出，应该从地域文化发展的视角提炼“广东精神”。他认为，当代广东文化是别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地处岭南，毗邻港澳，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率先经历了欧风美雨的洗礼。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西学东渐的首接地，深受港澳的影响和海外华人华侨的影响。广东文化渊源于传统的岭南文化，岭南文化的诸多特质，如务实、敢闯、世俗化、平民化和兼容等都深刻影响着当代广东文化。“广东精神”是广东文化的核心，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当代中国时代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缩影。“广东精神”应当在建设幸福广东的实践中得到培育和弘扬。

　　笔者通过对目前全国范围内“地方精神”或“城市精神”的深入调研和比较后发现，在新一轮的提“神”热潮中，已有或正在讨论的各地“精神”普遍缺乏特色和创新，“创新”、“开放”、“包容”、“和谐”、“诚信”、“奉献”、“爱国”等概念成为多数“地方精神”和“城市精神”的标签。从“地方精神”提炼的过程来看，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模式：一是通过发动大规模的群众参与投票，结合专家研讨，最终由政府相关部门作出选择；二是直接由政府权威部门或者在权威报告中提出“地方精神”，然后进行宣传推广。在此过程中，还出现了群众意见、学者意见和政府意见相互矛盾的情况。此外，不少“地方精神”的变动比较频繁，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许多“城市精神”和“地方精神”已经经历了多次变动，主要是因为政府部门在意见上的不统一，这也使得当地民众对“地方精神”认同感有所降低。

　　平民性和务实性是岭南文化的典型特征

　　蒋述卓提出的岭南文化平民性的特征，激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共鸣。李宗桂十分认同这一观点，并表示要将其作为岭南文化的核心特征写入中国文化史。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左鹏军教授表示，岭南文化具有边缘性的特征，与中原文化不同。暨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程国赋教授将岭南文化与广东文化区分开来，认为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岭南文化更加宽泛，而广东文化则更具特色。暨南大学教授龚红月表示，岭南文化是一个跨文化共同体，是多种文化的共融。

　　广东省文联副主席徐南铁教授重点考察了岭南文化的务实精神。他说，广东人务实者多，以务实著称于世，也以务实为骄傲。并认为，务实其实就是思想解放，“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务实精神是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精神支柱。可以说，没有务实精神也就没有今天广东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但是，徐南铁同时也指出，务实是一把“双刃剑”，过度务实则不免流于市场崇拜，将一切都简化为数学公式，均以投入产出的标准来衡量和决策，拘泥于简单的得失，没有大跨度的时空观念，缺乏延伸和深化的理念，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性思考，有时甚至导致急功近利。有时，过度沉湎于务实不免缺乏全局意识。许多广东人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边缘化，将目光停留在经济领域，对政治领域的进程缺乏兴趣。过度沉湎于务实不免谨小慎微，特别担忧和害怕失败，总是采取保守或退缩的姿态，宁愿错失机遇，不敢迎上一步。站在已有的小成就上，患得患失，力求平稳，小富则安。过度沉湎于务实会疏于思想理论的探讨和总结，因为要尽量避免思想交锋，就导致理论创新乏力，偏重本能，忽略理性，崇尚经验主义。过度沉湎于务实还会忽视文化建设，将文化建设视为虚无的东西。

　　专家言论　

　　左鹏军

　　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探讨岭南文化应该注意三个维度的关系，第一是当下的状况，即广东文化和“广东精神”的现状；第二是指向古代历史，即广东文化的传统和历史；第三是指向未来，关注未来的存在和价值，关注未来的中国文化和广东文化。

　　程国赋

　　暨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广东精神”是中国传统精神的组成部分。广东精神的提炼既要关注毗邻港澳地区所带来的影响，也要关注当代思想观念和文化形态的创新。

　　江冰

　　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新移民作家”无法替代本土作家，这些来自外地的移民作家，优势在于故乡与移居地的文化反差，劣势也在于此。来自内地的童年经验与成年经历所形成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必定与岭南有所差异，有所冲突，有所隔膜，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岭南文化的独特性。

　　董玉整

　　广东省社会学学会常务副会长

　　应明确“广东精神”的主体性问题，如很多广东人的真正创举是在北京或其他地方创造的，这是不是“广东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许多外来人口（现在的广东人基本上由外来人口组成）在广东地区所做出来的创举，这又是不是“广东精神”的一部分？这些都值得思考。

　　曾大兴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广东人既要做实干家又要做思想家，只干不说只是特定时期的现象。任何文化都要有自己的思想。广东文化在唐朝时期已有发展，到明清时期就比较发达了，否则就不会有近代广东文化的繁荣。文化研究要注重实证研究，然后进行理论概括。关于广东文化的研究，要放到中国文化的坐标中研究，不能站在广东角度说广东，而是要站在全国的高度上。

　　王日华

　　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

　　文化在地域上有中心和边缘之别，但是并没有先进落后和等级意义上的“中心—边缘”之分。从中国历史的发展变迁来看，伴随着经济重心由北向南的移动，地域文化的影响也出现了相应的迁移。近代以来，岭南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对中国文化乃至政治进程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中华文化体系内影响最大的地域文化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岭南文化对北方文化的影响进一步加深，岭南文化的语言、习俗、文学艺术等已经成为中华文化核心概念的一部分。

　　——以上专家言论均发表于“人文岭南·学术圆桌”首场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