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城市何以实践文化策略?
2014年02月28日 16:10 来源:《人文岭南》2014年2月28日第36期 作者:任珺

 
    2013年12月14—15日,香港·台北·上海·深圳城市文化交流会议在香港举行。此次议题是“创意城市与博物馆”。尽管表面上是从特定文化场域介入创意城市发展路径,但实质是延续了台北年会对城市文化治理问题的探讨。四城市从不同角度分享了各自的实践经验及对文化政策发展的思考。
   
    公共政策
    要回应个体文化诉求
 
    “创意城市”作为激发城市创新的赋能策略,目标是启发大家去思考、规划和行动。概念的开放性带来了多元阐释的可能性。与会代表从概念设想与政策审视开始,依据各自践行历程,探讨城市创造力的源泉何在,谁在推动城市变革,政府及公共机构在其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不同的公共政策与体制给出的答案是不同的,面临的问题也是有差异的。
 
    城市物质生活的改善和精神领域的进步生发了广大市民对文化权利的诉求。文化权利是一种普遍权利,应由一切民众所享有。现代公共政策与体制要回应个体的文化诉求,改变传统管控技术,建立现代治理的韧性和适应力。突破行业、领域被僵化认定的制度限制,建立跨部门、跨领域的社会网络平台,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
 
    博物馆可促进地区文化生产
 
    作为文化同源机构的博物馆,一向是文化政策和机制研究的重要内容。博物馆在其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作为供皇室或少数富人观赏奇珍异物的收藏室。18世纪末,受启蒙运动的影响,西欧一些国家博物馆开始向公众开放,强调艺术财富为民所有所享,开启了博物馆作为平等开放的民主机构的时代。
 
    此次会议论题突显现代博物馆随时代变迁而生发的功能转换问题。与会代表介绍了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的新探索,以及博物馆与地区文化经济的联系,特别分享了上海玻璃博物馆、高雄市立美术馆的运营案例。业界人士表示,2013年世界博物馆日主题——博物馆(记忆+创造力)=社会变革,给予了人们很多启示,这一表述突出了博物馆的社会功能。无论从全球化的角度,还是公共机构民主化发展趋势来看,都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博物馆对于城市及市民生活的作用。博物馆不仅是文化精神的象征,承载着文化价值的传递;还可以促进地区文化生产与文化新生。香港西九文化区的M+博物馆正在尝试一种新的跨域运营模式,以打破对博物馆理解的思维定式。
 
    释放民间社会
    潜在创造力
 
    营造多元宽松的环境,释放民间社会潜在创造力,是创意城市发展的引擎。文化治理结构的建立是政策探讨的关键,它强调政府与民间的互动,倡导由紧张的管制关系走向协作的伙伴关系。台北和香港的实践案例为我们展现了开放的机制和民间的进步,为城市发展注入了创新理念。譬如,台北忠泰建设成立基金会开展空间活化的文化介入;香港启德河社区地景治理项目,则通过公共艺术行动将环境保育意识引入社区生态与生活中予以探讨。
 
 创意从某种程度而言,强调个体独特价值。创意社会是以尊重每个人的文化创造权利为政策导向的。这一系统尤为需要建立社会网络,将零散的创造力汇聚在一起。创意社群不但需要文化理想,更需要付诸行动的能力。
 
    四城市民间有许多重建社会的实践供我们反思个体的人与自然、城市的关系,抑或市民的文化责任与担当,例如香港伙炭视觉艺术家的公共实践、深圳社区文学大赛引导的全民写作计划等。四城市文化交流会议也是某种形态的创意社群。四城市文化政策制定者、前线文化工作者及关注文化发展的学者,每年针对会议设置的议题集中两三天进行经验分享、思想激荡。当我们展望未来发展方向时,可以发现它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是发散的和长远的。或许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完善网络联系、平台构建的问题,更积极地发挥四城市文化交流会议对推动城市创意发展的作用和贡献。
 
 
    (作者单位: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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