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勋像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一些官员为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发起“洋务运动”。为解决“洋务运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难题，清政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招徕海外华侨的政策，华侨因此得到了政府的格外重视。

　　清末客家华侨参与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的历史表明，华侨在中国经济近代化过程中起着特殊作用，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客家华侨是不可或缺的特殊角色。

　　多重因素促客家华侨回国投资

　　客家人主要聚居于粤、闽、赣，是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汉族支系。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生存资源的短缺，清代中叶尤其是清末沿海对外开放后，大量客家人背井离乡，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南洋地区以及美洲等地谋生。他们一方面为资本主义市场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也吸收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先进成果。至晚清时期，华侨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一批客家华侨资本家开始出现，其中著名的有张振勋、张榕轩、张耀轩、胡国廉、姚德胜、胡文虎等，均为海外巨富。

　　客家华侨之所以愿意回国投资，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促成的。在海外的投资经营使他们具备了必要的资本、技术、生产经验和创新意识，而当地殖民政府的歧视和压迫，使他们更愿意回国投资；另外，热爱祖国、振兴中华的美好愿望也成为他们回国投资的重要精神动力。不少客家华侨纷纷回国投资近代产业，在酿酒、银行、铁路、制造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先锋模范作用。

　　主要产业中均有不同程度参与

　　客家华侨中回国投资最早、影响最大的是南洋巨富张振勋。张振勋（1840—1916），字弼士，广东大埔县客家人，于1856年赴荷属巴达维亚垦荒谋生，经多年奋斗逐渐致富，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金高达七八千万两白银，在当时的南洋华侨中首屈一指。张振勋为实现“华人当为祖国效力”的志愿，首先响应清政府的号召，斥巨资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在国内创办了数十家企业，涉及食品、冶矿、制造、农机等领域，其中以为山东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花费的心血最多，声誉最盛。1895年，张振勋在山东烟台创办张裕酿酒公司，“投资至数百万元之多，为国人大规模仿造洋货之始创者”。公司所产的葡萄酒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荣获金质奖章，是中国商品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奖，为中华民族争得了荣誉。中国的葡萄酒工业自此开始发展。

　　铁路是客家华侨回国投资的一大热点，这与清政府鼓励民间资本投资铁路有关，也与当时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的旨在收回路矿主权的政治运动密切相关。1903年，旅居南洋的客家侨商张榕轩、张耀轩兄弟呈文清政府要求建造潮汕铁路。随后集资300万两白银，创立潮汕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其中张氏兄弟出资200万两，占总投资的2/3。1906年11月，潮汕铁路全线建成通车，成为中国第一条由华侨投资的纯商办铁路，对中国铁路建筑业的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1898—1907年，张振勋先后被清政府委任为粤汉铁路总办、佛山铁路总办、广厦铁路总办等，个人投资和向海外华侨筹集了大量资金用于铁路建设，为收回铁路建筑权、促进中国近代铁路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银行业是近代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客家华侨为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896年，张振勋参与筹办第一家中国银行——通商银行，并担任董事。他不仅成为通商银行的个人大股东，而且深入参与通商银行的管理工作。1905年9月，由客家华侨张榕轩、谢荣光、张耀轩等奉旨招商承办的大清银行在北京西交民巷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国家银行，民国后改称“中国银行”。

　　客家华侨还大量投资制造业。如华侨黄琼清于1888年间在梅县县城投资开设“以五堂”；姚德胜1910年从国外购进一批最新式的纺织机器，在家乡平远县建造厂房，开创了在农村发展工业的先河。

　　为挽回矿产利权，客家华侨还利用国外先进采矿技术，投资采矿业和农业。如永定客家华侨、南洋“锡矿大王”胡国廉投巨资开采福建安溪县的煤、铁、铅矿，并集资开采海南儋县锡矿等。他还于1909年在海南儋县那大镇设立侨兴总公司，良种的引进、农用机器的使用、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垦牧公司的出现，使传统农业出现了新的生产要素，开始了农业近代化的进程。

　　客家华侨不仅引进新设备，还培训新式产业工人。如梅县归侨黄信如于1899年在城内开办“嘉应染织传习所”，教授近代纺织工艺技术，并附设有染织厂供实习之用；潘立斋于20世纪初从南洋购回织袜机，在梅县南口镇开设织袜厂，并在1907年派潘植我等6人前往日本大阪东成郡吉田工厂学习机织工业。

　　在近代化主要产业中，客家华侨在金融业、铁路交通业、制造业、矿冶业、农业等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参与，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他们积极投资国内产业，促进了我国民族企业的发展。

　　（作者单位：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