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仍有一些年长的黎族妇女保留着纹身习俗

　　文身，是人类最古老、最普遍，同时也是传承和持续时间最长久的文化形态之一。海南黎族的文身习俗，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之久，至今仍有一些年长的黎族妇女保留着这个习俗，这在中国各民族中是颇为独特的。

　　发展变迁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黎族主要聚居在海南岛的中南部地区，其语言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没有自身的文字。

　　在我国历代汉文史籍中，有不少涉及黎族文身的记载。《山海经》可能是最早记载黎族文身习俗的古籍，其《海内南经》提到了南海雕题国，而“雕题”之俗所指就是黎族的文身习俗。此外，东汉杨孚的《异物志》、晋代王范的《交广二州春秋》、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都有黎族文身的相关记载。从《山海经》中《海内南经》提到的将黎族聚居区称为“雕题国”的情况来看，当时黎族文身应该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东汉明帝时，黎族的文身习俗有所变化，有些与汉族接触比较频繁的黎族人放弃了这一项传统习惯。黎族文身的发展变迁，是与黎族的社会发展与进步相适应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1950年，海南岛获得了全面解放。政治上的解放，经济上的翻身，使得黎族封闭的社会和文化环境进一步被打破，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黎族传统文化进一步变迁，开始了新的适应与选择，在接受部分外来文化的同时，也舍弃了部分传统文化。正是在这种文化的冲击和选择中，文身也面临着衰退的局面，并有可能最终退出历史的舞台。

　　不代表家庭状况及身份地位

　　在现代文献资料中，黎族妇女的文身部位包括颊、颏、颈、胸、腹、臂、背、手、腿、脚等。其中颊、颏特别是颊部几乎是每个文身者必不可少的文刺部位。黎族男子的文身比较少，一般仅文手臂和腿部。黎族文身多与个人爱好、施文者的技术水平有关，并不存在身份贵贱、地位高低、财富多寡、业绩大小的区分与标识功能，与文身者的家庭状况及身份地位等并无多大关系，这点与其他文身民族有着很大区别。

　　黎族文身的工具一般是白藤条或红藤刺针、竹或木制的拍针棒，以及涂抹上色的植物颜料等，多年来一直没有改变。传承主要是靠文身师来完成。黎族的文身师大多是在参与和观察实践中自我学习，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师徒传承关系。

　　文身程序可以划分为筹备、祭祖、驱鬼、画纹样、文刺、着色、养护、脱痂等阶段。其中，祭祖是为了求得祖先的关爱和保佑，保佑文身顺利、成功。驱鬼的主要目的是让鬼回避，同时也提醒不速之客止步，以求得文身过程的顺利进行。画纹样、文刺、着色三个阶段是整个文身程序中的重要环节，完成后文身就基本上成型了。为了确保文身顺利、成功及其神圣性，黎族社会形成了一些与传统信仰、道德规范和科学常识相关的文身禁忌，例如：除同性亲友（包括文身师）外，他人尤其是男性不能出现在施文的现场等。

　　研究人类发展与变迁历史的实证资料

　　黎族文身作为黎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一般文化现象的性质、特征和价值。它的产生、发展和存在，是为了满足个人和群体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它是黎族先民在面对生产力低下、生存环境和条件极其恶劣，而自身又无法解决的情况下，自我调节、自我适应，消除自身恐惧和不安心理的一种方法和手段。其次，对外而言，它曾作为黎族与周围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标志，是一种特定的族徽；对内而言，它也是区分不同支系或婚姻集团的符号；同时，它对民族情感的维系、民族意识的强化、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巩固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再次，它还是黎族成年礼的形式之一，是生理上接近成熟的青年人都要履行的传统礼仪之一，也对族群传统的延续有着重大意义。

　　除了文化价值外，由于其历史的悠久性，传承的持续性，人群的普遍性，部位的全面性，图式的复杂性，功能的多样性，以及文献资料的丰富性，黎族文身还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第一，它是研究人类文身起源、发展与变迁历史的实证资料；第二，它是研究原始宗教信仰、原始艺术、成年礼仪及婚姻制度的实证资料；第三，它是研究各民族审美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实证资料；第四，它也是研究各民族生存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实证资料。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