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杨深处的潮州民居

　　“中泰一家亲”常常被用来形容中泰之间睦邻友好的国家关系。殊不知，这跟泰国潮人与泰民族的友好关系有着莫大的关联。泰民族和在泰潮人之间的特殊情缘，主要源于两地久远的移民传统与不断的文化融合。

　　潮人移民泰国历史久远

　　潮汕地区依山临海，民众侨外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至唐宋时期的海商“住冬”以及宋末勤王抗元、崖山兵败后逃亡南洋的大量潮籍将士。明代，以惠来人林道乾为首的海上武装集团与朝廷为敌，失利后率两千余人避居今泰国南部。不过，潮人大规模出洋侨居还是始自1746年。当时，清廷海禁稍弛，潮人及福建人获准持照到暹罗贩运大米、木材，伴随着“红头船”贸易的兴起，位于澄海的樟林渔港迅速发展为繁华的“粤东通洋总汇”，潮梅乃至闽南先人便多由此乘船“过番”谋生。据记载，从1782—1868年，乘红头船移民暹罗的潮人有150万人之多。

　　1867年汕头港轮船开航后，前往国外更加便捷，潮汕移民海外人数大增，从汕头开埠到辛亥革命，约有294万潮人出洋谋生。民国时期严禁“猪仔贸易”，但向海外自由移民在潮汕地区仍然得以持续进行，他们大多前往泰国。

　　由于移民历史久远，加以世代繁衍、民族融合，目前泰国潮人的数量难以准确统计，泰人与潮人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潮泰间的文化和血缘融合

　　移民与当地文化的认同总是需要一个过程。在20世纪30年代銮披汶执政时期，泰国曾掀起“排华恶浪”，大批以传播中国本位思想和爱国主义的华侨学校遭到关闭，许多由中国南下的文化人被驱逐回国。排华，在本质上就是强迫同化。而据考证，銮披汶本人就有华人血统，导致其推行激烈排华政策的原因，或许在于不同华人移民群体之间利益的冲突（即土生华人与华侨新移民的矛盾），而非华侨与泰国土著民族的冲突。

　　值得一提的是，早期泰潮人中的有识之士对于回报、融入泰国社会不乏建树和远见，如华侨慈善机构——报德善堂的建立、时任中华总商会主席蚁光炎对华侨子弟学习泰语的重视等。遗憾的是，蚁光炎在领导泰国华侨投入援华抗日中为特务所害，未能进一步推动潮人与当地的融合。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间，几乎没有新的潮人移民泰国，客观上加速了泰国华侨融入当地社会的历史进程。今天，泰国潮人早已与泰民族水乳交融。

　　从某种意义上讲，外来移民的民族主义与民族融合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同化政策的推行，往往就是为了对抗、消弭新移民的民族主义，相对于和平、渐进的民族融合政策，自然多了些许强制、暴力的色彩。尽管这种政策的推行表面上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但是不免留下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但总体而言，在数百年的岁月中，泰、潮文化和血缘的融合终究是主流。

　　文明认同助力中泰交往

　　在经历漫长而曲折的民族融合与文化同化进程后，在泰潮人及其后裔在高层参政者众多。早在18世纪中叶，旅暹潮人中就已诞生出御缅复国、创建吞武里王朝的暹罗国王郑信大帝，成为备受泰人景仰的民族英雄。从此，潮属华侨便有了“王室华侨”之称，也有了参与政治的传统，成为社会变革和进步的积极推动者。

　　仅以原籍汕头市澄海区隆都镇者为例，就有国会主席3人、副总理1人、大理院长1人、枢密院大臣1人，部长、市长、府尹多位（《隆都华侨志》（初稿），第9—10页），潮人在泰之政治地位由此可见。血缘的亲近和文明的认同，成为中泰两国之间官方、民间交往的有益助力。

　　要言之，中泰两国睦邻友好，在泰潮人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促进力量。而潮人在泰国的作为与影响力，则主要归功于其独特悠久的移民传统，以及移民社会能够较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和具有较高参政水平。

　　（作者单位：韩山师范学院华侨华人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