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花仪式广泛地活跃在梅州客家人的祈福纳祥、超生度亡的生命礼仪中

　　岭南众多的地域族群和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彰显出岭南悠久的文化底蕴。梅州客家作为岭南众多地域族群中的一支，至今保存着“南州风俗，糅杂蛮猺”的古老习俗（见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但其崇尚中原正统、谨守礼乐风雅的文化理想和生命实践，却渗透在生活中各个角落，并成为区别于广府人等其他族群的重要特征。在“中原文化”的众多类别中，佛教文化是梅州客家文化中最重要的精神坐标。

　　惭愧祖师信仰：标示梅州客家的最终成型

　　佛教在梅州客家中的传播源远流长。早在梁普通三年（522），梅县即有寺庙，名为大觉寺。之后，佛教寺庙便不断地出现在这块土地上，特别是唐懿宗咸通二年（861），惭愧祖师潘了拳在梅县阴那山卓锡，后人即庵祀之，逐渐形成独特的惭愧祖师信仰，遍布梅州全境。而惭愧祖师也被梅州客家人视作“福神”，几乎成为全民信佛的重要依止。

　　尽管自宋代以来定光古佛信仰和普庵祖师信仰仍在梅州客家的边地倔强地保留着，但在梅州的腹地，却都融汇到不断彰显的惭愧祖师信仰中，并且最终被其取而代之。惭愧祖师信仰成为凝聚梅州族群的精神指标。这不但推动着地域行政区划的重新整合，也彰显出梅州民众的文化心理边界，标示着梅州客家的最终成型。清初梅州乡贤李士淳，在其《重修灵光寺募缘序》中曾说，“惭愧生于闽之沙县，止于粤之梅州……我祖之灵专而注之吾潮，吾潮之人独奉之如流泉焉”，而在其所作的《阴那山造桥募缘疏序》中，又直称“惭愧为惠潮开山之祖”，显然他所称的“梅州”，正是当时还属于潮州府的程乡县、大埔县，以及属于惠州府的兴宁县、长乐县，这个范围正构成了今日梅州客家的基本地理界线。

　　梅州佛教文化的分化走向

　　岭南边地的梅州，始终接受佛教正统观念的熏染。比如唐宋时期在梅州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至性禅师、伍僧祖师、大慧禅师，明清时期在当地修习的明秀和尚、香林和尚、正瑛和尚等，他们或者用谨严的禅宗风尚使“居民向化”（释念常集《佛祖历代通载》卷20），或者率其僧众向外参学，都显示了梅州民众对于正统佛教义理和修持方式的精神诉求。因此，佛教丛林在梅州代有兴盛，不但在男众僧侣中涌现出众多祖师大德，也一度出现声势浩大的女众修行群体，这些僧团都以张扬佛教正统而成为梅州佛教文化的主流，显示出对中原文化之根的靠拢。不过，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严谨的戒律规范往往难以维系，精英的义理佛法也往往难以普及，梅州佛教文化不断地出现精英佛教和世俗佛教的不同走向。

　　17世纪以后，梅州的地方文献中出现了“素僧”、“乡花僧”称谓。“素僧”是正统的僧团体系，而“乡花僧”则附带着浓郁的民间特色，是世俗的僧团体系。两种称谓形象地展现了梅州民众在接纳佛教时的两种方式。作为精英佛教的代表，那些历代的“素僧”们不断地用丛林仪轨，改造着这些历史悠久的本土信仰方式，分化出以“乡花僧”为代表的世俗佛教。在关于“乡花僧”的历史记载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他们操行的仪轨呈现着浓郁的乡土族群风貌，比如“抢红”、“游魂”、 “缴血碗”、“打地轮”、“斩畜”等，都可以在岭南地区古老的民族信仰中找到踪迹。

　　“香花”：维系海内外客家人的精神命脉

　　梅州丰厚的佛教文化虽然随着历代精英佛教的消逝而有所遗失，但是其精髓却保留在成套的佛教仪轨中，这就是至今在梅州乡土社会中盛行的“香花”。香花，在梅州大致有三种含义：独具梅州特色的佛教超度仪式、香花仪式的操行者、不同于丛林寺院的佛教寺庙及其日常生活。三种含义均统一于“香花”一词中，使它成为对特色化的度亡佛事、职业化的宗教人员和世俗化的寺庙生活的统称。

　　香花的生成主要来自明代初年确立的教僧制度，但也广泛地吸纳了从9世纪以来流传于梅州的各种佛教信仰，通过歌、舞、乐，配合精英佛教的偈、赞、颂和民间说唱的劝善文，完整地展示了从“启坛”、“发关”到“接佛”、“开光”，再到“关灯”、“送神”的全部过程，特别是歌舞并做的“莲池”、技巧高超的“铙钹花”、“席狮舞”等科仪段落，在民众中喜闻乐见。至今，拥有30多套完整仪轨的香花仪式，广泛地活跃在梅州客家人的祈福纳祥、超生度亡的生命礼仪中，并且随着梅州客家方言区的不同，衍生出多个地域流派，成为海内外客家人维系乡情、生命之魂回返文化之根的精神命脉。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

　　（本栏目协办单位：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