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诗人丘逢甲故居 夏远鸣/摄
本文所谓“客家”主要指以梅州为中心的粤东，所谓“客家文学艺术”，则主要指客家文学、客家民间文艺、客家民间工艺等。
历史上，客家先祖从中原跋涉而来。作为一个民系，在漫长岁月中，客家在与他者世界的碰撞磨合中完成了自我形象建构。解读客家，作为历史文化符号的“中原”，与交流融合的“迁徙”以及人文地理的“山区”，是不可或缺的三大因素。而象征时间与空间转换的迁徙，不仅孕育了使客家区别于其他汉民系的历史人文，也造就了客家文学艺术的独特品质。
客家文学中的“中国”与“世界”
“客家文学”是近30年来随着客家研究浮出水面并成为显学而提出的概念。但作为学术概念是否成立、如何界定其内涵与外延，始终未达成共识。
20世纪90年代末，有论者在综合已有研究基础上曾作过努力，并形成相对科学的描述，即认为“客家文学即是有客家人特色的文学，反映客家人的社会生活，描绘客家人所处的生活环境，表现客家人的思想感情”，其内涵应包括如下几方面：所有以客家方言为载体的文学作品，如客家歌谣、客家民间故事、客家山歌（文本）、客家山歌剧（文本）、采茶戏（文本），文人创作中的方言小说、方言诗等；客籍作家不论采用何种方法，只要在作品中描绘了客家人的生活环境，反映了客家人的社会生活，表现了客家人的思想感情，都属客家文学；非客籍作家若能深入客家地区，创作出反映客家人生活的文学作品，也可归入“客家文学”。
本文认为，“客家文学”主要包括客家民间文学和客籍作家作品。后者显然是主体，在历史上大致可分为几大类型：一是晚清前后粤东诗人群体。主要指以黄遵宪为主体的诗人群体，包括宋湘、黄香铁、丘逢甲、胡曦、温仲和、梁居实、叶璧华、范荑香等。二是留馀堂张氏族人著述。留馀堂乃现代作家张资平故居，为历史上“嘉应名族”张氏第十六世孙张应谦在广州开绸缎庄发财后所建。张氏家族“子孙（以）读书为业”，仅从十七世至二十世不到80年的时间里，便出了七位举人，有“兄弟父子同登科，三代官费博士家声”的佳话。在黄遵宪等作序的《梅水诗传》中，仅留馀堂张其翰等的诗作，辑录便达238首，几占《梅水诗传》“初集”篇目的十分之一。三是“五四”以来以李金发、张资平、“中国诗歌会”成员（如蒲风、任钧、温流等）等为主体的现代作家群体。与近代诗人群体相比，“五四”以来现代的客籍作家“群体”意识和性质的表征都显得相对淡薄些。
上述客籍作家的创作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转型（近代）与发展（现代）中曾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是我们考察日常的客家、历史与文化的客家之中的一个重要窗口。在他们的文学世界里，“中国”传统千丝万缕，也不乏“世界”元素。一般人很难相信，在从典型客家围屋留馀堂闯荡到上海滩的张资平笔下，基督情结常常成为其书中人物的精神救赎之路。“中原”、“迁徙”与“山区”，就这样奇特地交织在客家文学的世界里。
民间文艺“三足鼎立”
客家民间文艺主要指在粤东客家地区流行的音乐、戏曲、舞蹈、曲艺等。客家音乐中有汉乐、山歌、儿歌、小调、宗教音乐，舞蹈中有龙狮舞、灯舞、采茶舞、秧歌舞和鼓舞，戏曲中有汉剧、山歌剧、木偶剧、采茶戏和东河戏，曲艺中有快板、南北调、花朝戏、道情、杂技。这其中，客家山歌、广东汉剧、广东汉乐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
客家山歌被音乐界称为“岭南奇葩”，它既继承了《诗经》神韵，又受唐诗律绝与竹枝词的影响，同时还吸收了南方畲、瑶等土著民族民歌的优点，具有鲜明的山区乡土气息，特别是其歌词中使用了方言俚语，旋律跌荡起伏。广东汉剧被誉为“南国牡丹”，从早期的“外江戏”经过漫长发展而来，通过不断吸收粤东民间音乐，在皮簧戏中别树一帜。其中州音韵的舞台语，既保留了中原地区的民俗文化特色，又与客家话在语法、语音、语系等基本相同。（李荀华等：《广东汉剧发展史》）广东汉乐则因其浑厚的中州古调成分被称誉为“流落民间的皇家女”，它与广东音乐、潮乐并称为音乐上品。《出水莲》、《崖山哀》、《平沙落雁》等，是广东汉乐中的名曲。广东汉乐可以说是历史上客家先祖在“衣冠南迁”过程中带来的优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种中州古调在从宫廷流向民间、辗转流传的过程中，受语言生存环境，民情风俗等的影响而日渐“承中原而粤化”。
广东汉乐曲目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客家筝曲。“客家筝曲又名汉乐筝曲，有大调、串调和小调三大类，是从客家音乐中发展出来的”，它一方面保留着中州古调古朴清秀的个性；另一方面又受到汉剧及当地民间音乐的影响，在风格上形成了独特风貌。凄怆中度、哀而不伤是客家筝曲的特点。
至于客家民间工艺，则包括剪纸、雕刻、版画（年画）、刺绣、服饰、陶艺、纸扎、编织、五华石雕等，种类繁多，各具品行。与北方民间工艺比较，这些工艺明显地吸收融化了客家地区的历史人文精华，同时又另有一种情韵，例如五华石雕，就颇能体现五华朴直硬爽的民性、民风与民情。
（作者单位：嘉应学院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