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顺会馆旁的梅州客家饭店

新加坡应和会馆

　　清代以来，客家人到南洋主要从事农业或开矿。早期东南亚各地的客家开拓群体是没有国家保障的化外之民，他们到达缺乏社会秩序的异地开荒，不得不通过乡情凝聚力量。会馆（公司）正是这样的组织机构。

　　从“公司”到“会馆”的转变

　　论及东南亚客家人会馆，一般都以槟城的嘉应会馆或增龙会馆为最早。另外，在东南亚各地的华人公共坟山可以找到不少“总坟”或“义冢”，都是各组织为了集体替先人安魂而设，其中马六甲三宝山的“增龙义冢”于1842年重修，增龙会馆便曾依据当地社团风俗至少每50年才会重修一次总坟，推测其前身“增龙公司”成立于1792年前。

　　但若是回到历史去看，以上述西马来西亚港口都市的“公司”去对照18世纪中叶婆罗洲的“公司”，各地情况大致相同。不论1777年出现在印尼坤甸的“兰芳公司”，还是后来在西婆开采金矿的“大港公司”，都一样是共生体性质，都是通过同乡之间的地缘结合建立起在异地地缘的人事秩序，并且保护和分享所开拓土地的政经利益。此后从荷殖西婆迁移到沙劳越采金的诸武装自治集团，也都是这类组织。亦即是说，现在的客家人乡团，很多都是经由“公司”阶段演变而来。在此过程中，也有不少“公司”失利，只成为历史的记忆。

　　因此，该地区的“总坟”修建时间早于会馆就不足为奇了。它反映了组织从生成到演变的过程：“公司”要组织乡人，先要为了方便成员集散准备遮风挡雨的场所，这是最早的“馆”；待到集体“公司”经济充裕建起堂皇会馆，“会馆”也就演变成几乎等于组织的名称。这是南洋许多乡团的共同经验。

　　公共活动与集体认同

　　公司（会馆）的空间和活动其实也有深化对共同体认同的作用，诸如节日庆典，祭祀原乡神明和乡里先贤，或者为当地牺牲的公司（会馆）先人立祠或建庙，都是延续慎终追远和崇功报德的价值观，反复强化参与者的历史感觉。更重要的是，垦殖者出国难归国更难，从信仰上担心自己在异域变成无主孤魂，会馆密密麻麻的灵位便是集体对个人的承诺，保证死者身后魂有所归和接受后来同乡的四时祭祀。这是稳定人心和促进生产的关键，也有利于后来者在参与祭祀时油然生起对集体的归属感，前赴后继去保护公司（或会馆）在当地的开拓主权。

　　在缺乏秩序、资源或市场有限的社会，不同群体更容易互相摩擦，因此会馆的早期功能也包括武装训练。东南亚客家组织在19世纪中叶长期处于武装自治，之间不一定合作。更常见的是，不同的客家矿业“公司”可能为了互相竞争资源，各自寻找提供后援的其他方言群联盟，在较大的“公司”名义下结盟。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拉律战争。当时惠州、潮州以及古冈州四邑联盟在义兴公司，对抗增城人与广州府五郡联合的海山公司。直到19世纪末，客家人方才开始痛定思痛。森美兰的李三大难不死，一度领导嘉应客家人对外抗衡，后来终于反过来成为包括海陆丰人拥戴的华人甲必丹。这不只是大家厌倦朝不保夕的械斗，还涉及华人在他人土地上长期体验民族积弱，逐渐走向集体反思，也涉及19世纪末西方工业发展的客观现实。

　　也是在19世纪末期，英、荷政府全权介入当地政治，在殖民者的话语权下，过去武装自治的“公司”变成贬义，被称为“危险社团”或“黑公司”。过去的“公司”往往就转而根据殖民地新设的社团法以“会馆”名义注册。转化之后，“公司”组织上是去武装化，但共同体利益功能也还可以完整地继续。如马六甲增龙会馆，任何乡人缴交三元钱便可享受会员福利，暂时失业可在馆内寄居，若想回中国，组织可以提供船票。通过商绅捐款，会馆可以援助遇到困难的同乡、让老残无依的会员投靠到会馆终老，也确保任何失业同乡到会馆寄居吃饭、等待介绍职业。

　　由此可见，当殖民政府未有完善的福利政策时，会馆福利措施是同乡之间劳资问题的缓和机制，也是海外华人“另类”的社会保险。尤其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几乎荷、英殖民地的客家人乡会都曾设立乡人留医的“回春馆”以及为死者停灵追悼的“卫生所”，更是进一步完善了养生送死功能。

　　因此，若是顾名思义地以“地缘性”或者“方言群”认识“公司”，可能只会看到其中的“乡团”含义，忽略了它们是以当地地缘利益结合的共同体。但若以“会党”看“公司”，可能又忽略了原乡方言、乡情也是赖以联系的纽带。但它们的最大认同根据还是归属感。举个例子，根据清代州治的地缘，讲河洛话的海陆丰人可以参加东南亚各地的惠州公司。但是，河洛系海陆丰人本不是客家人，不懂客家话，并自称“福佬客”，他们踊跃参与各籍贯客家人联合的乡会，以至参加客属公会，就不是单凭中国原乡籍贯或方言群划分可以解释的。

　　由此可见，东南亚“会馆”不能顾名思义等同中国原有的“会馆”观念。中国的同乡会馆主要是照应士子或商人在旅途上的落地暂居，南洋的同乡会馆则是为了保障有家难归、披荆斩棘的开荒苦力在当地的养生送死。模拟宗祠，供奉祭祀当地故世的成员神主，是东南亚会馆的特征。

　　会馆功能的演变

　　20世纪以后，一般会馆刊物提到早期历史总是语焉不详的“敦睦乡谊”、“排解纠纷”、“照顾贫病”，这其中原因，有由于文献的散佚，也有后人避谈过去的忌讳。毕竟，终整个20世纪，东南亚华人要团结才能谋生，客观条件下大家都不认为应该主动提起祖辈公司（会馆）之间的械斗史。

　　今天，会馆的原来功能可能逐一被东南亚诸国政府的各种福利政策取代，但会馆也不一定就要局限为地区、区域到国际的联谊组织。以各国客家人组织之分布，前人留下的基础是有望打造为无限扩大的联系网络和资讯空间。各地会馆若以乡情为基础，会馆互相之间整合讯息、资源与知识劳动力，可以支持从中国到东盟诸国打成一片的商讯网络。公司（会馆）过去是集散密集劳动力的中心，现在提升为集散商业/专业的中心，又有何不宜。这或者更符合会馆组织原初的共同体精神。

　　（作者系马来西亚欧亚大学副校长、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