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牧甫

　　在近代篆刻史上，黄牧甫是一位开宗立派的篆刻大师，是继吴让之、赵之谦之后，与吴昌硕同时期崛起的一位印坛巨擘。他虽为安徽人，深受皖、浙二派影响，却因南来广州寓居十八年之久，其间形成了独特的印风，对岭南印坛造成极大的影响。

　　印风形成与岭南游历密切相关

　　黄牧甫（1849—1908），名士陵，以字牧甫名世，安徽黟山（今黟县）人。他自幼受家学熏陶，与诗文书印结下了不解之缘。篆刻为其幼年所嗜，八九岁即开始操刀学印。当牧甫十四岁时，太平军与清军在黟县一带激战，家园被毁，其后父母又相继过世。为生存计，他在二十岁左右被迫离开家乡到南昌谋生，先是在一家照相馆做事，后来专以卖字鬻印过活。黄牧甫在南昌生活了十多年，此后便南来广州谋求发展。

　　广州地处岭南沿海，四方辐辏，商贸发达，文化活跃。这对于鬻印为生的黄牧甫来说，无疑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去处。黄牧甫来到广州，一段时间后，结识了在当地生活或客居的一班文人，并得到了时任广州将军及其子志锐等显贵的赏识。牧甫为他们创作了大量作品，依靠他们的支持，在生活上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艺术上亦有了较大的发展，其印艺也受到了广泛的欣赏和好评。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黄牧甫受人举荐，入北京国子监深造。三年后即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他再次来到广州。此时的黄牧甫，在金石学和篆刻方面声誉日隆，俨然已入岭南名士之列，交往者大多官宦名家、一时俊杰，索印者更是络绎不绝。因此在这期间，他刻了大量的印章。他的篆刻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印艺风格也完全成熟。

　　黄牧甫的篆刻，继承皖浙前贤并以三代秦汉为归，推陈出新，形成了平正中见流动、挺劲中寓秀雅的艺术风格。他的篆刻，线条光洁平整，劲挺犀利，章法平易正直而不乏变化，藏大巧于笨拙，高古典雅，意味悠长，达到了“既能险绝，复归平正”的最高境界。而这种印风的形成，又与其在岭南的游历有着密切关系。

　　黄牧甫在广州前后生活了十八年。这十八年对黄牧甫来说，不仅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也是其印艺大转变、大发展、大丰收的一个时期。而其印艺成就，除了自身天赋和后天努力等因素之外，更得益于其广泛的交游。正是由于这些交游，使他从一个混迹市井的民间艺人得以跻身于上层文人的社交范围。这不但能够让他在生活上有一个良好的环境，事业上能得到及时有力的支持，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交游，开阔了他的眼界，丰富了他的知识阅历，提高了他的艺术审美境界，并在交往中传播和推广了他的印艺。

　　改变整个岭南印坛风气

　　由于他在广东驻足时间长，印迹流布广，因而其篆刻艺术对广东影响最大，甚至扭转和改变了整个岭南印坛的风气。正如麦乾修所说：“吾粤抚印前辈悉法丁、黄，自黄牧甫南来，风气为之一变。李尹桑、邓尔雅诸先生继起，浙派始终不为时尚。”（《冯康侯印集序》）晚清、民国之际，岭南印坛以黄牧甫印风最为盛行，传人甚多。受其影响较深且卓有建树者，有刘庆崧、李尹桑、易大厂、胡曼、邓尔雅、冯康侯等。其中李尹桑、易大厂、邓尔雅三家，在民国印坛上享有盛誉。

　　以李尹桑、易大厂、邓尔雅为代表的黟山派第二代印人，将牧甫印艺发扬光大，并通过门人及后嗣加以传递，使黟山派在岭南获得更广泛的传播和更大的发展。而由第二代印人的再相传递，则又形成了黟山派的第三代传人。从刘庆嵩学印的有陈融、冯康侯及其侄刘玉林，从李尹桑学印的有区梦良、冯衍锷及其子李步昌，从易大厂学印的有简经纶、潘桢干、何秀峰，从邓尔雅学印的有余仲嘉、刘玉林、张祥凝，还有他的外甥容庚、容肇祖、容肇新及侄子邓祖颉。宗法牧甫篆刻的还有赵浩、何庸斋、李寿庵、黄文宽、黄思潜等。至此，黟山派在岭南的传播和发展达至鼎盛，牧甫的印风遍及岭南，形成一种地域风尚。岭南篆刻在黟山印风的影响下，别开生面，异军突起，在民国印坛具有重要的地位。

　　开创民国印坛“岭南派”

　　鉴于黄牧甫印艺在广东的传播和影响，有人将他这一篆刻流派直接称呼为“粤派”或“岭南派”。这一称谓，至少反映了以下两个方面的事实：一是牧甫印风形成和发展的策源地在广东，对广东印坛的影响最大。虽然牧甫晚年曾活动于鄂、皖一带，对鄂、皖印人产生过较大影响，但流传之广、影响之深，则以岭南为最。牧甫的印艺，虽然有黄少牧、乔大壮、钟刚中等诸位在岭外各地的大力传播，师从者也大有人在，若论传人之众、承传之有序，也远远不及广东。二是在民国以来的岭南印坛上，黄牧甫的印风成为其主要的特色和风尚，岭南篆刻也因此而能在民国印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所以站在民国以来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来看，将黄牧甫“黟山派”这一篆刻流派冠之以“粤派”、“岭南派”的别称，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不无道理的。

　　时至今日，黄牧甫篆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其影响也遍及全国，远远超出了岭南的地域范围。

　　（作者系暨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