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迎飞

　　1996年，当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哈迎飞提出想研究佛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时，得到了她的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三、四届学科评议组中文组成员与召集人叶子铭先生的认可，哈迎飞由此走上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关系研究之路。从佛教到基督教再到儒教和准宗教，她的研究视阈不断扩大，对宗教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探究也日渐深入。

　　2006年，哈迎飞作为学科带头人被引进至广州大学文学院，现任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副院长。她先后独立承担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版2部专著，在《文学评论》、《鲁迅研究月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并获得省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4项。

　　别样的视野 别样的发现

　　采访中，哈迎飞告诉记者，最初之所以选择“中国现代文学与佛教文化关系”课题，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近佛是普遍而又特殊的文化现象，其中尤以“五四”时期最为典型。除了大家熟悉的许地山、废名、丰子恺等作家亲近佛教以外，鲁迅、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沈从文等一大批作家均与佛教文化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精神关联。二是这一课题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但当时关注的人不多，成果也有限。

　　然而这条路并不是一帆风顺。随着研究的深入，哈迎飞发现，问题比预想的要复杂。首先，“五四”以来的现代作家常常是在广泛涉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等宗教后有所偏重，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准确地把握不同宗教文化的差异，把握宗教对作家思想变化和创作活动的影响。其次，现当代作家接触宗教最活跃的两个时期——“五四”和上世纪80年代以后——都是思想开放而活跃的大时代，由于所受影响异常驳杂，使得研究者在把研究对象还原到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在中西文化大撞击和现代社会急剧转型的大背景中去探讨他们的宗教观及他们的宗教观与中西古今文化传统的关系时，变得异常困难。

　　为了验证这一选题的价值与意义，1997年，哈迎飞尝试以“鲁迅与佛教文化关系”为突破口，撰写了《论〈野草〉的佛家色彩》，从佛家文化的角度，对鲁迅研究中这一语焉未详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该论文后发表于《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接着，她又做了“周作人与佛教文化关系”研究，系列论文被《鲁迅研究月刊》连续刊发。

　　随着研究的深入，哈迎飞发现，在这个领域值得研究的问题还很多。因此，2008年至2011年她又在暨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跟随著名文艺理论家、宗教文学专家蒋述卓教授，就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与宗教性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与探究。

　　有幸运 更有坚持

　　哈迎飞说她很幸运。不但在最初得到导师的肯定，在关于周作人的论文刊登后，她还收到素昧平生的中国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舒芜先生对论文高度评价的来信，使当时还是一个博士生的她备受鼓舞。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身份、思想和经历都较复杂的人物，2003年她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周作人思想研究”通过了审批，这又给她增加了学术信心。

　　回顾自己的学术研究历程，哈迎飞说，她感谢老师的教诲和前辈的提携，让自己有一个较高的起点，能站在学术前沿选择自己的主攻方向。但她同时也说，年轻学者在确定了主攻方向后，要孜孜以求，排除一切干扰，无怨无悔地研究下去，“千万不要轻易放弃，越有价值的东西，越是很难在短期内出成果”。为了解读文学与宗教的关系，哈迎飞曾一遍遍通读佛经、圣经和有关儒学著作。她说：“在这个过程中，要有定力，如果你转移了，可能很好的东西就与你擦身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