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献章祠

丘濬画像

　　丘濬（1421—1495）与陈献章（1428—1500）都是明中期名满天下的广东籍学者。二人虽为同乡，却形同陌路，此中故实，令人深思。

　　陈献章，字公甫，别号石斋，明代广东新会白沙里人，世称白沙先生。他开启明代心学，是宋明理学发展史上一个转变风气的重要人物。然而，在最早记录其个人信息的明代正史《明宪宗实录》及时人的私人著述里，有“真儒”之誉的陈献章却是一位沽名钓誉、学识泛泛之人。如《明宪宗实录》称：“（陈）献章为人貌谨愿，为诗文有可取者，然与理学未究也。自领乡荐入太学，务自矜持以沽名。因会试不偶，家居海南，不复仕进。一时好事者妄加推尊，目为道学，自是从而和之，极其替诵，行诸荐奏者不知其几！以其所居地名白沙，称为白沙先生。虽其乡里前辈素以德行文章自负者亦疑之，谓献章不过如是之人耳，何其标榜者之多也！要之，皆慕其名而不察其实者。”

　　是谁，为何把当时在南粤勉力传道的一介准平民学者陈献章的“劣迹”如此煞费苦心地写进国家级正史——《明宪宗实录》里？这是问题的关键！自陈献章同代人尹直“供出”是丘濬所为之后，蠡测者不乏其人，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亦持此说。如此看来，弄清丘濬在陈氏“劣迹”传播中的角色则是进一步探究《明宪宗实录》为何采录陈氏“劣迹”之前提。

　　丘濬，字仲深，号深菴，世称琼台先生或琼山先生，海南琼山县人氏，明中期著名政治家与思想家，以学问渊博著称，有“理学名臣”、“中兴贤辅”之誉。弘治初年，丘濬被朝廷任命为修纂《明宪宗实录》的副总裁。据明例，凡修实录，朝廷所设的总裁与副总裁拥有材料及文字选用之最终决定权。但丘濬只是副总裁之一，即便有笔削褒贬之权，也不能独裁而肆意诋毁任何传主。换言之，假定丘濬就想抹黑陈献章，起码也要得到总裁及另一副总裁等人认可或默许。就此推理，尹直、黄宗羲等人所谓的把陈献章“劣迹”写入《明宪宗实录》的事完全是丘濬个人所为，难免有臆测之嫌。但是，换一个角度思考，《明宪宗实录》采录陈献章“劣迹”之事实，也反映出一个问题，即包括丘濬在内的一些人在否定着陈献章。因为丘濬毕竟是两位副总裁之一，他若不同意将其写入，便很难写入。

　　若想了解丘濬对陈献章的态度，还需从二人的关系说起。

　　丘濬推崇程朱理学（以下称“宗朱”），关注民生，以经世济民为己任，向来反对陆九渊等人的“心学“意旨，称其空谈心性，与世无补。而陈献章以心学为宗（以下称“宗陆”），自然被丘濬等人视为有悖于“圣人之学”。《明宪宗实录》称陈献章“与理学未究也”，盖缘于此。包括丘濬在内，《明宪宗实录》诸多宗朱的编纂官，因为厌恶心学学术，故厌恶以宗朱为名、行宗陆之实的陈献章本人，进而以搞臭陈献章为打压心学的有效手段。自然，传播其“秽迹”最具杀伤力。

　　成化以来，以否定陈献章为抽绎，宗朱与宗陆的两大学派又开始了明争暗斗。但若将这场文斗仅视为学派间寻常倾轧把戏，则小觑丘濬等学术精英之经世情怀，也会失去对那个时代的认识。成化时期，明朝进入城镇社会商业化时代。在商品经济刺激下，奢侈享乐之风与金钱至上观念席卷一切，“主义”与“学术”越发卑微。作为学者的陈献章看到没了自我、没了思想、没了精神而沉迷货利之中的芸芸众生，感叹：“今人溺于利禄之学深矣！”遂提倡心学以匡济之，意欲从拜物教恣意的时代及商业化蠢动的社会找回渐已迷失的人的主体精神与精神自我。与“陈献章们”不同，丘濬不仅看到了城镇经济生活的红火，也看到了广大农民生计的窘迫，他认为，扶贫济困、发展经济才是救时之重点。

　　概言之，“丘陈”救时之道均为明中期经济社会发展之反映，都是对国家出路之探寻。“丘濬们”与“陈献章们”之所以互为漠视与诋毁，出现“丘陈之痒”，其根底实为救时方略之争。若以儒学“体用”观视之，陈献章着眼于“体”，丘濬致力于“用”。陈氏意欲援引“心学法门”改造世人精神借以改造社会，最终人人“于静中”成贤成圣。丘濬则以程朱理学为宗而侧重探究经济、社会等具体问题之解决措施，旨在富民强国。

　　（作者单位：肇庆学院中西文化交流与利玛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