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是岭南建筑学派的奠基时期。岭南建筑学派的开拓者林克明、夏昌世、陈伯齐和龙庆忠等分别求学于德国、法国和日本，他们共同建立了一条岭南现代建筑创作、亚热带建筑科学研究、学术研究与设计实践相结合等整体发展的学科建设道路，岭南建筑学派的学术观点基本形成。从学理层面来看，“岭南建筑”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源于1957年夏昌世发表在《建筑学报》上的一篇论文，论文指出岭南建筑应该重视“通风、隔热、遮阳”。夏昌世将德国现代建筑的理性与岭南地域的气候特点相结合，构建了以华南地区亚热带气候为中心的“气候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夏昌世也因此被视为现代岭南建筑学派的先驱。

1963年夏世昌（左）与何镜堂在桂林七星岩合影

　　到20世纪80年代，岭南建筑学派迎来了它的发展期。以林克明、莫伯治、佘畯南和何镜堂为核心的中坚力量，“遵循现代功能主义，体现对自然的复归，与历史文化沟通”（吴焕加：《中国建筑·传统与新统》），开创了“新岭南派建筑”，与时俱进地推动了岭南建筑学派建筑理论从技术到文化的转向，为岭南建筑理论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如彭一刚院士所言，何镜堂自幼就受到岭南文化的熏陶，师从夏昌世，80年代又与佘畯南和莫伯治等“新岭南派建筑”的开创者合作，共同主持了西汉南粤王墓、岭南画派纪念馆等“熔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于一炉”的重要建筑，何镜堂成为当代岭南建筑学派“承上启下，薪火相传”的关键人物。

　　1989年艾定增在《建筑学报》发表《神似之路——岭南建筑学派四十年》一文，首次提出了“岭南建筑学派”的学术概念，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四十年岭南建筑学派建筑理论与学术观点。但此后十年，尽管关于岭南建筑的讨论不时成为讨论的热点，但关于岭南建筑学派的研究却异常的沉寂。在今天看来，这应该是爆发前的沉默。

　　21世纪伊始，以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北京奥运摔跤馆和羽毛球馆等优秀建筑为标志，当代岭南建筑学派的建筑实践努力超越地域与传统的约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与此同时，开始对建筑理论进行更具哲学深度的建构与创新。在1996年何镜堂首次完整地论述了“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学术思想的基础上，2000年发展成为“两观三性”（即整体观、可持续发展观；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的建筑理论体系。2009年，何镜堂在《建筑学报》撰文指出，“两观三性”是岭南建筑创作实践的总结，是符合中国传统哲学理念并能具体指导建筑创作的合理“内核”，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创作道路。

由何镜堂和他的学生们设计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

　　事实上，以何镜堂为代表的当代岭南建筑学派，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呈现出一种“文化现实主义”的学术取向。在“两观三性”的理论框架下，一种在地域性与时代性的双重约束下的充满生命力与创造力的文化性，成为他们追寻的目标。当代岭南建筑学派的“文化现实主义”拒绝文化表达的统一性与稳定性，拒绝固定的形式与风格，他们对建筑形式的创造建立在对文化现实创造性的思辨之中。因而“文化现实主义”创作观可以正确理解和解释岭南建筑学派为何可以通过“东方之冠、鼎盛中华”的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和“悲怆动人、气宇万千”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这样形式迥异的建筑形象，彰显岭南建筑学派对于文化的共同追求。对此，何镜堂做出了精彩的表述：

　　“我认为，新时代岭南学派不应拘泥于珠江一带的文化特点，而是要在创作中结合不同地域文化和环境，以‘两观三性’为指导，形成不同的特色——在广东要‘岭南’，在上海要‘海派’，在北京要‘京派’。用灵活的手法、务实的精神、创新的思维，走向全国，进军世界！”

　　何镜堂将文化视为地域特色创造的核心概念，一旦岭南建筑学派摆脱岭南或珠江一带地域性文化的束缚，便可获得“走向全国，进军世界”的自由。

　　令人欣喜的是，何镜堂所寄语的“新时代岭南学派”对于建筑理论的探索已经崭露头角，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例如唐孝祥的“文化地域性格论”、郭卫宏的“建筑创作系统论及五律协同理论”和王扬的“模式分析与适应性设计理论”等因其独创性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新时代岭南学派”能否张扬学派意识与创新精神，在传承与超越中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理论主张并在建筑作品中彰显出来，这是其能否稳健地走向更宽阔粲然的未来的关键所在，也是新时代岭南建筑学派的责任所在。

　　（作者单位：惠州学院建筑与土木工程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