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白沙像(本图由广东江门陈白沙纪念馆提供)

　　15世纪末至16世纪末的百年间，是岭南儒学史上天才学人成群结队到来的时代。丘浚、陈献章、湛若水、黄佐、霍韬、方献夫、薛侃等皆处于此时。其中尤以陈献章（1428—1500年）开创的白沙学派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经其高弟湛若水阐扬光大后，成为与王阳明的“浙宗”相颉颃的“广宗”。疏解陈白沙在《复赵提学》信中自述的为学经历，便可了解白沙学说的形成过程及其要义。

　　仆年二十七，始发愤从吴聘君学，其于古圣贤垂训之书，盖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

　　明初理学家不敢或不愿越雷池半步的情形，同样适用于“一禀宋人成说”的名儒康斋先生吴与弼（即吴聘君）。陈白沙曾师从吴康斋。康斋勉励他从事“全其大”和“立乎己”的身心之学。当时白沙产生了翻江倒海式的思想震荡：“觉今是而昨非，取向所汩没而支离者，洗之以长风，荡之以大波，惴惴焉惟恐其苗之复长也。”不过，白沙在康斋处虽受到剧烈思想冲击，于古圣贤之书也“无所不讲”，但对其成学而言却只做了减法，没做成加法，正面建树几乎为零，白沙对于具体的作圣之功仍然没有心得，故半年后就返回家乡，独自从事圣人之学。

　　比归白沙，杜门不出，专求所以用力之方，既无师友指引，惟日靠书册寻之，忘寐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谓未得，谓吾此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也。

　　“尧舜之前，何书可读？”尧舜以前无书可读，却无妨于他们成为伟大的圣贤，说明读书并非成圣成贤的必要途径。白沙数年废寝忘食地勤学苦读，却始终觉得自己心中所思所想与圣贤书中所说不能吻合无间。

　　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衔勒也；体认物理，稽诸圣训，各有头绪来历，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涣然自信曰：“作圣之功，其在兹乎！”

　　这才是白沙真正闻名于世的理学创见，即从静坐中养出端倪的方法论，以及由此而悟得“学宗自然，而要归于自得”的境界论。所谓“舍彼之繁”，是指舍弃朱子读书穷理之途，而专求于静坐，通过非逻辑的、自我内省的方法，从静坐中体验心的本体。套在马嘴上的衔勒是用来驾驭马的行动的，白沙以此比喻意识的主宰。获得心体呈露的体验，就如同在日用伦常之中掌握了驾驭意识活动的主宰，自然也就无往而不利了。

　　由自然归于自得的境界论，是指心灵在不受牵制拘束的、自由自在的状态下，充分扩充主观自我意识，寻求此心与此理的吻合无间。所谓“自得”，是指“不累于外物，不累于耳目，不累于造次颠沛，鸢飞鱼跃，其机在我”的精神状态，充满了浪漫主义式的追求孔颜之乐的理学洒落派情怀。

　　这套自得之学的要义，其实是一种强烈追求个人主体意识的认知。为学贵于自得，而自得之学从不以举业和仕进累心开始，由自然持久而成；自得之学可以让人控制自己的心体，从容得体地应对一切事物；学有自得的体现是人与万物一体的襟怀，而无欲才能无私，无私才能人物一视同仁而不为外物所累。

　　有学于仆者，辄教之静坐，盖以吾所经历，粗有实效者告之。

　　自得之学主要不是靠师友指引或从书籍中求得，通过静坐获得个人的内心体验才是关键。因此白沙主要采用从静坐中养出端倪来指点从学者，读书则需要在保持高度自我主体意识的情形下为之：“盖以我而观书，随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正如陆象山的名句：“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