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派”及其学术话语权
2013年06月24日 16:42 来源:《人文岭南》2013年4月26日第27期 作者:吴晓明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林立是当时思想活跃、学术繁荣的重要标志。

 

  在学术发展过程中,学派既是学术共同体占主导地位的形式,又是学术话语权的决定性基础。学派的范围及定向并不相同,有的以学派领袖或学术纲领来作旗帜,有的以某大学或研究所来作标志,有的则以地区甚至国家来作区划,而其中又往往颇多错综交织。

 

  众多学派的形成、争论与互动往往是思想活跃、学术繁荣的重要标志。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学术界一时鼎盛,其间学派林立,在学术上各擅胜场,在思想上相互激荡,被称为诸子百家时代。

 

  学术话语权是一种历史的权力

 

  就学术思想本身而言,所谓“学术话语权”是指某一学术共同体、某一学派在与之相关的整个学术界中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学派与学术话语权的基本关联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只要某种学术思想是真正具有影响力和支配力的,则围绕着这种学术思想就必然会形成某个学派。就此而言,学术话语权是属于学派的,完全无法成为学派之思想内容的学术观点是没有(或缺乏)话语权的,是在学术史上属于主观的或偶然的东西。第二,学术话语权是在学派间的冲突、比较、融通和克服中生成并发展起来的。换言之,一种学术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并不是现成的和孤立的,它必须经受学派间的对话、批判和争论等的考验,然后才能证明自身并被接受为是真正具有话语权的。在这样的意义上大体可以说,学术上较大的话语权总是标志着学术上的某种优越性,而某一学派的影响力或支配力总是通过这种优越性表现出来。

 

  然而,这只是就学术的形式方面而言。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有其实体性基础,这基础就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就像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一样,任何一种学术上的优越性或话语权归根结底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现实的基础之上,植根于某一阶段的历史性实践之中。所以,学术话语权真正说来是一种历史的权力,是特定的社会权力在思想上、理论上和学术上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就像重商主义学派反映出商业资本在当时经济生活中的领导权一样,古典经济学的整个学派则代表了产业资本在较高经济发展阶段上的支配地位。因此,后者对于前者来说在学术上的优越性或话语权,归根到底取决于历史本身的发展进程,取决于在这一进程中社会权力的定向和配置所发生的重大改变。

 

  中国学术经历“艰苦锻炼”至关重要

 

  如果说,中国知识界目前确实面临着“中国学派”及其话语权问题,那么根据前面的讨论,尽管我们可以在学术形式方面提出一些观点和主张,但首先必须理解,这一问题实际上是在相当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出现的,更加确切些说,是在中国自近代以来的整个历史性实践的基础上被提出来并且被课题化的。在这里,“中国学派”及其“话语权”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在怎样的前提下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才是可能的?

 

  中国自近代以来,其学术的基本境遇是颇为独特和跌宕起伏的。就总体而言,“西学东渐”一方面意味着中国传统的学术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挑战并进入到倾颓瓦解的境地,另一方面则意味着近代西方思想的强势传入并渐次占据了学术理论的几乎每一个领域的制高点。这种外部性支配的境遇使中国的学术全面地进入到一种“学徒状态”,而这种“学徒状态”大体上意味着“中国学派”的缺失和学术话语权的式微。但是,就历史的本质性而言,一方面,这种外部性支配状况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是必然的,它根源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另一方面,中国学术的“学徒状态”从总体上来说是意义重大的,它既促成一个历经一百多年的积极的对外学习过程,又使中国学术实质地经历了所谓“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

 

  中国学术只能建基于自我主张之上

 

  联系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说,时下关于“中国学派”及其学术话语权的议题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学术试图在文化结合的锻炼中开启一项决定性的任务,即对于外来学术之真正批判性的消化与吸收。也就是说,去除其外在性,使之成为“自为”发展的一个环节。而做到这一点的基本前提是中国学术能够真正承受文化结合的考验,能够在这样的考验中赢得它的自我主张,即学术上的自立和理论上的自觉。事实上,任何一种真正的和伟大的学术都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即逐渐摆脱它对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并进而提出它的自我主张。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得到恰当理解的“中国学派”只能建基于这种自我主张之上,就像其学术话语权必然起源于这种自我主张一样。而在相反的情形下,我们只能见到尼采所谓的“装饰性文化”和“机械的混合物”,或所谓依附性的和无头脑的学术等等,如此便再也谈不上真正的“中国学派”及其话语权了。

 

  关于“中国学派”和学术话语权的议题,确实可以从很多角度来加以探讨,对之进行学术形式方面——如学术规范、学术体系、学科交叉和国际化等的考察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就社会—历史进程的本质性而言,“中国学派”及其话语权的问题深深植根于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甚至问题的诉求本身也只是在中国发展道路的一定阶段上才产生出来。就此而言,“中国学派”的真正形成及其学术话语权的极大提升在理论上取决于其学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揭示并切中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从而使真正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得以构成;而在实践上,“中国学派”及其话语权的扩大与巩固必然是当代中国综合发展的结果之一,是其学术传统之实体性内容再度青春化的积极表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组成部分。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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