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学产生所依赖的学术基础是壮族研究。严格意义上的壮族研究始于19世纪末叶。正如人类学是“殖民主义的产儿”（the child of colonism）一样，壮族研究是伴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脚步而到来的。当时，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巩固在南亚和东南亚的统治，打通一条由东南亚直入中国腹地的通道，就开始研究我国南方各省的历史、地理、民族、语言、习俗等问题，以作为军事侵略的先导，这当中就包括了对壮族的研究。1885年英国伦敦出版的柯奎翁著的《在掸族中》及伦敦大学拉古伯里教授为该书所写的导言《掸族的摇篮》，是目前所见的涉及壮族的最早论著。随后泰国人也加入了此项工作，有“暹罗历史之父”称号的泰国共丕耶吗銮拉查奴帕亲王在1925年出版的《暹罗古代史》中，有相当的篇幅论及壮族。

　　当时的壮族研究仅限于族源和分布，所论证的材料主要是语言学材料以及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基本上局限于语言学或历史学的范畴。由于研究者都是以东南亚泰族为参照系，当他们发现壮、泰民族有密切关系后，即先入为主地把壮族归为泰族。这种观点在国外影响至深，以至于在诸多学者的著述中，都将中国壮族等相关民族视为泰族的一种或一部分。这就决定了壮学概念的产生不可能来自外部。

　　壮学概念的提出是人类学本土化的产物，也是对“泰学”的反证。国人对壮族的研究自20世纪20年代始。20—40年代，面对西方殖民主义对我国边疆的蚕食，我国政府积极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富有爱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也以忧国忧民的情怀投入到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中去。刊载于1928年7月号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周刊的钟敬文的《僮民考略》和石兆棠的《僮人调查》，是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壮族研究的标志。随后，丁文江、魏觉钟、刘锡蕃、徐松石等也发表了论著，结束了外国人垄断壮族研究的局面，外国人对壮族的研究也从此退居次要地位。

　　这时期的壮族研究，范围上突破了前一阶段外国人的研究，涉及壮族历史、语言、习俗、宗教、婚姻家庭及壮族与汉族的关系问题。在研究手段和方法上，田野调查兴起，实地调查材料与历史文献得到了较好的结合。其中成就最大的要数徐松石，他不仅灵活地运用语言学和历史学的知识创造了“地名研究考证法”以论证壮族的历史，而且以民族的田野调查方法、语言对比法、风俗对比法，对壮族的族源、历史、社会、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由于当时社会动荡不安，潜心于壮族研究的人数较少，贡献能与徐松石相提并论者凤毛麟角，研究的深度还很不够。更重要的是，受中原汉文化中心史观的影响，即便是当时壮族研究最有成就的徐松石、刘锡蕃亦不能免。因此，当时的壮族研究顶多只能是以汉族为代表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的一部分，不可能有壮学概念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实行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随着壮族历史新纪元的到来，壮族研究也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局面。1951年，随中央民族访问团到广西壮族地区的专家学者调查研究了壮族的历史、语言、习俗和现状，最著名的当属时任广西分团副团长的费孝通教授，他根据调查撰写了《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运用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和考古学的资料对壮族的起源进行推考，认为壮族是古代东南沿海越族“余留到现在的一部分”。整个50年代，由政府支持和组织的大规模壮族社会历史调查取得了大量资料，为壮族研究的深入开展打下了基础。

　　进入80年代后，国内研究壮族的学术机构、社团纷纷建立，从事壮族研究的人员日益增多，壮族研究空前兴旺繁荣，不仅加深了研究的层次，新的领域也不断开拓。同时，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等学科的加入，使广大学者在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研究的基础上，愈来愈清晰地认识到，壮族自古即是一个农业民族，壮族文化作为壮族人民长期适应岭南生态环境的产物，其基本性质是稻作文化，与中原汉文化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迥然有别。这些共识为壮学的提出、壮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前提和基础。

　　因此，90年代初提出的壮学，既是顺应时代召唤的产物，亦是壮族研究的必然发展。而在“壮学”新视野的观照下，壮族历史和文化不再是附庸，对壮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不再被套入“中心—边缘”的范式中，壮族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