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省的商人比其他任何省份的都富有，因为那些省区据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商品交易。除广东省之外，中国没有其他任何一省同国外有商业往来，他们知道外部世界的情况很少，因为外国人不能进入中国内地，中国内地的人们也不能到外界去。同外界的商品交易只是在海上进行。由于这样，广东这个省在海外非常出名，广州则成为中国全国对外贸易的中转站。

　　这是1534年葡萄牙人克里斯托旺?维埃拉发自广州监狱的信中的一段话。信中还说，广东是中国最好的省区之一，这里的土地是“世上最富饶的，世间的一切业绩都是在广东的地盘上创造出来的”。

　　维埃拉对广东的赞美似乎有点过分，但眼光独到，他正确地认识到，给广东带来诸多“荣耀”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它毗邻大海”。

　　浩瀚的海洋，加上地理区位优势、丰厚的海陆资源，赋予广东社会经济极为优越的发展空间和条件。广东很早就产生面向海洋的经济活动，社会生活具有明显的海洋特色，海外贸易、海洋渔猎、采珠、制盐是传统的海洋经济部门。秦汉以降，从岭南到中南半岛、暹罗湾、爪哇海海域越来越密切的海洋贸易、人口迁移、文化交流，逐步构成一个经济联系密切的国际性海洋贸易圈，有西方学者称之为“东方地中海”。与国际市场特别是东南亚千丝万缕的贸易联系，使以广州、澳门、香港为核心的“珠三角”地区拥有从来没有过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成为环南中国海经济圈的一个中心。

　　濒海地带特殊的自然环境、生存空间、生活条件，造就了水上人群与陆地居民大不一样的生活习性与生活方式，诞生了海洋社会特有的南海神崇拜、龙母崇拜、伏波将军崇拜、妈祖崇拜、兄弟公崇拜等内容庞杂、五花八门的民间海洋信仰。1989年在珠海市高栏岛宝镜湾发现距今4000—5000年的岩画，其中的海船、祭祀等场面展示了与内陆地区以农耕为主体的截然不同的海洋文明，成为环珠江口文化圈和我国东南沿海早期海洋文明的重要代表。海洋性是岭南文化最显著的文化属性和特性，敢于冒险、意志坚强、富有创造能力，成为海国子民显著的人格禀赋。

　　唐宋以降，不断有濒海居民走向海洋，在南海异国他乡谋生致富。近现代粤籍华侨遍布世界各地，人数之多，占全国华侨总人数的2/3，其中东南亚华侨居多。他们吃苦耐劳，精明能干，与其他地区的华侨一起，为南洋开发作出巨大贡献，因而有西方人认为广东人与苏格兰人一样富于创业精神，是“中国的加泰隆尼亚人”。植根于海外的华侨文化既是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延伸，也是岭南海洋文化的组成部分，通过经济、文化、宗教交往等渠道特别是华侨网络，广东与东南亚建立起文化上的亲缘关系。

　　海国子民在开发海洋、利用海洋实践中，不仅创造了独具魅力与地方特色的岭南海洋文化，构成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的特殊板块，也遗留下大量的有形和无形的海洋文化遗产。近年广东“南海I号”、“南澳I号”古代沉船等考古新发现，不仅让世人领略了古代海洋社会生活场景，而且把国人带入波澜壮阔的东方大航海时代，重温海上丝绸之路昔日的繁华。

　　人类的海洋活动已经历了数千年，但海洋的作用从来没有像现代这么重要，海洋空间、海洋环境、海洋资源、海洋开发、海洋防卫成为濒海国家、地区核心利益和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90年代，广东省提出在21世纪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再造一个广东”。2008年，广东提出建设海洋强省，重视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发展海洋工作的排头兵。作为肩负建设“文化强省”、“海洋强省”使命的广东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树立全局观念，大力推进海洋历史文化研究，为国家、全省海洋事业和海洋人文科学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笔者认为，应该在如下四方面多加努力：

　　第一，以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与“科际整合”观念，整合资源，启动重大课题研究，如南海开发史、“南海I号”沉船考古与海洋文化遗产调研、南海问题与国家海洋战略、南海海洋环境变迁等。建设“海洋历史文化资料库”，推动海洋史学与相关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向纵深方向发展，同时为广东和国家海洋事业提供决策资讯和理论支持。

　　第二，重视海洋史学与海洋文化研究学科规划与理论建构，努力建设有区域特色的学科体系。海洋史学方面，侧重于中国沿海海岸带、岛屿、海洋国土开发史、海洋贸易史、海洋社会史、海洋军事史、海洋科技史等；海洋文化研究，则侧重于人类在海洋活动中的价值观念、思维活动、海洋信仰、民众习俗、海洋文化交流史、海洋文化遗产等内容。

　　第三，建立“海洋历史文化研究基地”，纳入广东文化强省建设纲要提出的“十大地方特色文化研究基地”规划，汇聚各方人才，构筑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与研究基地。

　　第四，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加强对外学术交流，特别注重与东南亚国家相关机构与专家的合作。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