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历史学、人类学学者在白沙峒黎考察

　　2013年2月,历史学、人类学学者在南丰镇考察（左一为本文作者）。

　　明太祖夺得政权后，十分注重海南，赋予海南“南溟奇甸”的美誉，在行政机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方面推进系统改革，海南面貌迅速改观。清承明制，海南得到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学术文化也逐渐走出一条海南道路。

　　海南——人类学实验室

　　自清至民国，有一批外国传教士、人类学家以及受政府委派的学者来到海南，进行文化人类学方面的学术研究。这些人自觉不自觉地把海南作为一个开放体系中的文化人类学实验室，重点研究黎族和其他当地居民，包括疍家。他们到荒僻村野，作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有些写出田野考察报告。因为各自的出发点和目的不一样，这些报告的学术水准也参差不齐。

　　19世纪，不少以传教为职责的西方传教士来到海南岛。除了琼中的岭门是天主教耶稣会外，在海口、儋州那大、琼海、白沙等地多为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教会。就目前文献来看，最早进入黎区的是1882年冬美国传教士香便文（Benjamin Couch Henry，1850—1901）和美籍丹麦人传教士冶基善（Carl C.Jeremiassen，1847—1901）。1886年，香便文在伦敦出版了《岭南纪行》，后半部分即辛世彪翻译的《海南纪行》。这可以说是19世纪晚期海南岛真实的社会生活画卷。

　　1925年，法国传教士萨维纳（Francois Marie Savina，1876—1941）穿越了黎族聚居地，于1929年出版了《海南岛志》（辛世彪译），对海南岛作了全面评述。

　　1938年，美国记者克拉克在美国《国家地理》上发表了他对海南岛特别是黎区的考察报告。

　　日本学者冈田谦、尾高邦雄在日本海军特务部精心策划下，于1942年11月26日至12月20日用25天时间对今昌江七差镇地区三个峒作了深入的调查，于1944年5月出版了《黎族三峒调查》一书，学术水准相当高。

　　堪称海南岛人类学研究权威著作的，则是德国人类学家史图博1937年在柏林出版的《海南岛的黎族——为华南民族学研究而作》一书。

　　当然，还不止这些成果。

　　外国人对海南作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从学术角度来看，最为突出的贡献是为以后的海南研究提供了作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这其中包括调查对象的选择、调查的客观性、调查重要节点的描述以及图文互动等等。这些开拓了海南此后学术研究的新方向。

　　王国宪与《海南丛书》

　　中国历史上有以选本、选集来表述自己学术思想的深厚传统。因选文而著称于史的《昭明文选》即是显例；用选文倡导文风，以后甚至形成一门显学——“选学”。清末民初的王国宪（1853—1938）传承中国的学术传统，用“丛书”来表述自己的学术思想。从民国初年起直到1935年，王国宪耗去生命中最为宝贵的30年时光，出齐16本《海南丛书》。

　　这16本《海南丛书》将明清两朝海南本土的文化人集子几乎全部涵盖在内，有些甚至在正选的文集后面又附录另一人的遗稿。如梁云龙的诗文集《梁中丞集》附录了难得一见的《梁必强遗稿》。这对整理和保全海南学术文献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联系到王国宪自己的著作及人生实践，《海南丛书》全面而具体地折射出他在海南学术领域开创海南道路征程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王国宪自己的人生活动，显示出他与海南的诸多学者和文化精英们一样，一直葆有为国分忧的拳拳之心。“丛书”中许多作品，如林士元的《北泉草堂遗稿》等，揭露封建权贵的腐败，颂扬敢于与腐败行为进行斗争的精神和淡泊名利、廉洁自律的传统美德。

　　学术与现实紧密结合。梁云龙诗文集《梁中丞集》，记叙西北史地内容，研究西北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状况。王承烈《扬斋集·河田竹枝词》写出了边地少数民族风情，很有生活气息。许子伟《许忠直集》中对明代万历年间海南地区的教育、民政、水利等方面作了详细记载。而林燕典的《志亲堂集》则对海南的文化教育、农业水利、家谱县志、人物传记、家居孝友、宦绩循吏、地方治安等都作了记述；文集中还保留了《保甲章程》，共计33条，对本地区具体的组织、管理制度做了十分详细的规定，并要求各地都必须绘有地图。这诸多方面为研究一定历史时期内海南地区历史文化、社会生活和地方组织管理制度等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王国宪自己一生热心公益事业，积极办学兴教化。“丛书”保留了大量热心公益、做事利国利民的典型事迹，及乐于教书育人、春风化雨，为地方培养人才的师德师风，又有许多赞美大自然，对祖国大地和海南地方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表现了强烈热爱之情的作品。

　　“丛书”对海南学术的脉络源流等都有评述。王承烈《扬斋集·与诸生论经学书》评判了汉学、宋学各有所长，主张取长补短，反对党同伐异，期望后人择善而从；汉学、宋学并重，不可偏废。这与广东在清代道咸间，陈澧著《东熟读书记》、《汉儒道义》中所主张的“汉宋兼采”的学术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正是这样，王国宪以开阔的学术视野和传承海南文化的热切心情，在学术中走上了海南道路。

　　陈序经与“海南道路”

　　孤悬海上的海南岛，地域小，人口少，除了贬官、外国旅行家及短暂访问研究者以外，几乎没有学者能长期驻岛研究，海南籍的学者也不多。因此，它被认为是跟“文渊之薮”不相关的土地。然而，民国以后，却渐次形成了学术上的“海南道路”。

　　陈序经（1903—1967），海南文昌县清澜港瑶岛村人，祖辈旅居南洋。他1925年在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同年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学习政治学和社会学，1926年获硕士学位，1928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1929年又到德国留学。1931年回国后一直在大学任教。由于他在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及教育学方面都有突出成就，被评为一级教授。

　　作为一名学者，陈序经明显地体现出“海南道路”的三个鲜明的内涵。这些都与他同时代或稍后的学人如王兴瑞、岑家梧、韩槐准及韩振华等相一致。

　　热爱海南家乡，深深的“海南情结”拂之不去。

　　陈序经虽然在海南岛生活的时间不长，但他对故土却一往情深。他的著作处处流露出对海南岛的关注。仅几千字的《南北文化观》跋语，说到抗战逃难时，两处提到海南，并一往情深地回忆父母亲在家乡时的苦难。专著《中国文化的出路》、《东西文化观》中多处举证海南黎族、苗族的文化，并对新中国成立前黎、苗同胞的处境忧心如焚。陈序经身上，还明显地体现出在中国特有的一种海南岛“迁民社会”所固有的义无反顾的创业精神，强烈的进取追求、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叛逆、耿直、倔强和百折不回的精神。

　　陈序经特别重视田野调查方法，强调社会材料的搜集和解释。这一点，与前述外国学者对海南的研究一脉相承。

　　从《陈序经先生年谱》（陈穗仙、陈云仙编）上可以看到，陈序经1931年从德国汉堡回国，次年即着手到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地做田野调查，为即将开始的学术专著作准备。1934年受聘为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教授，即开始对水上居民作调查研究，并对河北省高阳、宝砥、塘沽等几个县城及农村进行深入了解，同时，也对纺织业作调查研究。1935年1月到6月间，专程到泰国的中、南部各县城作调查。接着，又由泰国廊开到老挝万象一带从事调查研究等。他的学术专著《东南亚古史研究》等一系列著作，都是在上述田野调查并加上1938年在西南联大时，经常来往于越南和云南之间，1946年因公赴越南期间，也到各地进行调查，1948年又到泰国曼谷、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吉隆坡、芙蓉、新加坡等地调查考察所积累的大量材料基础上写成的。海南学者王兴瑞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海南岛黎苗考察日记》、《海南黎族人调查报告》、《海南岛之苗人》等专著，也都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写出的。

　　用实地调查来验证文献记载，然后用综合的材料来检验理论，并把人类学和历史学相结合，体现出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融合。

　　到新中国成立后，海南岛的学术研究又呈现出另一番面貌。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