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公祠 

　　新中国成立前的海南岛，由于政治、交通等多种因素影响，经济落后，学术思想起步也晚。唐宋元至明初，中原学术思想长期影响海南。明清及民国，海南学术逐渐显现出独特品格，走出了学术上的“海南道路”。

　　“向中原化”与“去中原化”论争

　　海南岛自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归入中国版图，到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罢弃。后来隋朝利用冼夫人在政治上的崇高威望，以优抚策略控制海南岛，大业六年（610），中央政权重新管辖海南岛。这中间的几百年，海南岛因脱离中央政权而处于民为主体的状态。

　　黎族是海南岛的先住民，早就在海南岛上繁衍生息。而自殷周时代（约为前500年）从广西、广东南部迁入的临高语族群，在海南岛北部——即东起今文昌市以西、南起今琼海市博鳌镇至儋州市南丰镇以北、西起南丰镇至光村镇以东的一大片自南向北倾斜的丘陵、平原地带生活。自公元前500年左右到隋大业六年的1100多年中，黎族居岛西南、临高语族群居岛东北，相安无事，各自发展。这两个族群都有各自固有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体系，也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语言、信仰和民俗。

　　直到隋唐时期，黎族和临高语族群除了被逼反抗的短暂时段外，基本上是“民为主体”的社会。隋大业六年“更开置珠崖郡”后，海南岛的黎族和临高语族群开始缴纳赋税和服劳役，海南因此出现了长时间的老百姓与官府之间的“去中原化”与“向中原化”的论争。

　　“去中原化”就是维持原先1000多年的“民为主体”的和谐社会；“向中原化”就是重新回归到汉王朝中央政权对海南严厉控制的官治社会。这场争论最终因唐中叶到宋代大批贬官的到来而有了明显偏向。被贬官员们都是身处海南而心向中原，宰相李德裕的诗句“独上高楼望帝京”（《望阙亭》）就是典型。当时，官方文化处于强势，官员们又懂得操作，加上宋以后临高语族群聚居地的土地肥沃、交通方便，吸引了福建等地的汉人迁入。至此，海南岛思想文化上的这场争论以“去中原化”的失败告终。

　　唐宋贬官带来中原学术

　　唐以前，海南也有过零星的学术著述，如晋代盖泓编纂《珠崖传》1卷，后散佚，书和作者始末都不详。唐宋两代贬官带来中原学术，开启了海南学术之门，影响深远。

　　唐、宋时，最高统治者认为海南岛是贬谪“罪在难赦”的“罪徒”最理想的地方。因为这里“俾黜遐荒”，孤悬海外，文化落后，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又有骇人听闻的瘴疫和叛服无常的“蛮夷”。这种条件可以让“罪徒”们“历艰难而思咎”。据不完全统计，唐代被贬到海南岛的官员，宰相级的有14位，其他各级总数约有70多位，宋代则不下80位。这些人都在中原地区受过极其严格的学术训练，是当时学术文化界出类拔萃的佼佼者。

　　贬官们通过自己的教育工作和撰著实践，使中原学术文化在海南打下坚实的基础。唐代的王义方、韦执谊，宋代的苏轼父子和“五公”等，都对中原学术文化在海南的传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王义方聚徒教授之余，撰著《笔海》10卷，又有文集10卷。韦执谊在海南著《规谱》，流传于世。至于苏轼的诗文创作、教书育人、移风易俗的实践，史有明文。

　　苏轼第三子苏过（1072—1123）在海南三年，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及与黎人交朋友，写出了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海南黎事书》，明确触及历代统治者在海南治理中一个最为敏感的话题——汉黎关系，主张黎族人应该“民族自治”，朝廷各级官吏如果触犯了黎族人民的利益，要严加惩处。这篇政论以一个中原知识分子清醒的政治眼光，提出如何对待黎族，这在学术发展史上不可低估。

　　中原学术之源之所以在海南得以传承而成为“海南流”，是因为授、受双方都有相同的内在需求。不过，唐宋乃至元代，海南固有的学术文化因子都被中原学术文化过滤干净，从处于边缘的、次要的地位最后被淘汰出局，海南的学术文化在这个历史阶段，变得坚硬且单一。

　　海南学术初露本土化曙光

　　南宋的白玉蟾是海南本土文化的代表。他天资聪敏，自小即习儒家经典，背诵九经，能诗赋；16岁时外出求仙学道。传说他在海南岛黎母山中遇仙人，授他洞元雷法，后养真于儋州松林岭。他得北宋张伯端（984—1082）南宗内丹修炼法真传，后道行熟练，踏遍江湖，名满天下。

　　白玉蟾才华洋溢，诗词书画俱佳，有诗文集《武夷集》、《上清集》、《玉隆集》等传世。他创立南宗教团等教派，并把佛教禅宗道理与天人合一学说相结合，将道教的“元神”说从理论上加以深化，并因此启迪了后来的气功学说。他还规范道教教规，严格道教教制。白玉蟾虽然一生云游四方，但对海南本土的怀念让他的学术也显露出本土的端倪。他有《华阳吟》三十首等诗抒发他心灵世界中对海南本土的眷恋。诗云：

　　家在琼崖万里游，此身往来似孤舟。

　　夜来梦趁西风去，目断家山空泪流。

　　又云：

　　海南一片水云天，望眼生花已十年。

　　忽一二时回首处，西风夕照咽悲蝉。

　　如果说白玉蟾是以形象思维的方式折射出心灵深处的本土化追求，那么，明代海南人丘濬则直接以理论方式表现出学术本土化的倾向。

　　丘濬长期在京任高职，但一生都与故土海南保持着密切的人事关系。丘濬同众多游宦京都的海南籍官员和任职海南的官员有诗文往还，其《送乡友富川韦知县序》中就引用了乡人的话，说他“凡吾同郡之土，出自学校，谒选天官者，拜命之时，吾子皆有文赠之”。在丘濬的文集中还可以见到不少应“乡人”之请而作的赠文。其中，最典型的是他应儋州人符节的请求而作的《世引堂记》。符节本可以进太学而后以在职年岁为准不断升迁，但却选择了“舍己之所业”回到家乡，“以缔先世之所基”。对此，丘濬在文中予以肯定，他还鼓励符节回到家乡“宜稼于田”，世世代代地“父子相继”。联系到丘濬与本土的人事关系可以看出，《世引堂记》反映了他的学术本土化倾向。

　　更明显地显示海南学术本土化曙光的是明代邢宥的《湄丘草堂记》。正如他的“同年友”刘吉所言，这篇文章是邢宥借“以自见”并进而要求海南的学术文化的精神都应该如此，代表了海南人的生活情趣和精神风貌。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