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岭南学术，在“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三省所独占”（梁启超语）的大局下，尚可与江浙学界一争高下，主要是因为学海堂。学海堂前后经阮元与张之洞两位方镇大员的倡导、推进，使这一时期也成为近代岭南学术在全国学术界中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时期。岭南涌现出陈澧、朱次琦两位具有全国学术声望的大儒，其学风遍及岭南，贯穿两湖、福建、江浙，甚至远至京城。

　　江浙学术入粤

　　阮元少年成名，年逾弱冠，凌廷堪已称“其学问识解，俱臻极诣”，与早已成名的汪中、江藩未易轩轾。阮元私淑戴震，治经大致循“训诂明则义理明”的路子，抱负之大也与戴震接近，有与朱子争胜之意（叶德辉语）。历任封疆大吏，运思越发宏大缜密，与一般学人大异。阮元主要通过科考的引导，削弱四书文的影响，开创士人重视经解之学的风气。他主持编撰《经籍纂诂》等经解之书，确立经解之学的门径，奠立阮氏经解的正统。嘉庆二十五年，阮元开学海堂课，强调只课经解、辞赋，不课四书文，便是其推行经解之学题中应有之意。

　　阮元开办学海堂，引经解之学入粤，江浙学人陆续南下，学海堂一时间成为江浙各系学人汇聚交融的中心，也由此激发争议。江藩、方东树前后撰写以“汉学”为名的论著，引起争议，最为引人注目。对此，论者各有立场，已然形成一重公案，本意却未必如后人所见。江藩的《汉学师承记》，虽区分汉、宋学，实本于惠栋汉之经学、宋之理学各擅专长之教，未必有后人以为的截然针对宋学之意，而且其条贯清代汉学师承的本意，更多在为惠栋立统，而非与宋学立敌。至于方东树撰写《汉学商兑》的真意，主要也非应对江藩的所谓汉宋门户之见，乃激于阮元轻视桐城学问，剑锋指向阮元大力提倡的经解之学，故其主攻在阮元构筑的学术体系中地位极重的毛奇龄。有意思的是，有关这一点，方东树却与江藩意见极为一致。

　　江藩、方东树之争，并非旨在争辩汉、宋之学的正邪是非高下，其所述清人汉、宋学也与汉儒、宋儒之学不乏距离，但其鲜明的论述与醒目的书名，以及引起的后续讨论，使得后人不论是否赞成二人立场，都已无法回避“汉学”、“宋学”之名，且多以汉、宋分争来回顾清学。江浙学人的这一争议，对于粤人调和兼采汉、宋之学或不分汉、宋的治学趋向，影响既大且深。

《学海堂》书影

　　沟通汉宋之学

　　嘉道之后，沟通兼采汉、宋或不分汉、宋，以筑造新学术，成为全国有识学人的大体追求。在此其中，岭南大儒陈澧、朱次琦确为中坚。

　　陈澧之学，渊源于学海堂，深受阮元经解之学的影响。陈澧偏处岭南一隅，虽以学术中心江浙为重，还是不断显现与其立异之处，甚至欲驾而上之。表现之一，重新诠释江浙学术的根基“小学”，树立兼采汉儒与宋儒“小学”的治经路径与规矩，以此作为沟通、兼采汉宋之基；表现之二，撰写《科场议》，辨析经解与经学的高下，不以析文解字的经解为经学，矛头指向代表浙学高峰的诂经精舍山长俞樾；表现之三，精心结撰《东塾读书记》，重新诠释孔门四科之“文学”科，以文学统包四科，融贯郑玄、朱熹的家法，以此沟通汉、宋之学，确立新经学，并重新厘定道统，隐而接续郑玄、朱熹之后，以与惠、戴二系学术争胜，确立以己为首的粤学正统。此为其构筑沟通汉、宋之学的运思与立意。

朱次琦雕像

　　朱次琦与学海堂的关系较为微妙。朱次琦13岁时，阮元便已对其相当青睐，言“老夫当让此子出一头地”。可朱次琦对于阮元之学以及学海堂，却不无保留。道光十五年，学海堂挑选高才生作为专课肄业生，29岁的朱次琦为举首，却毅然辞谢。后学海堂礼聘其为学长，又辞不就。朱次琦的态度，大体反映其学识。朱次琦讲学，主张不分汉、宋，教门下弟子“学孔子之学，无汉学，无宋学也”。对于严分汉、宋门户，确立清代汉、宋是非高下之人，多有严苛指摘。他称纪昀为“汉学之前茅”，阮元为“汉学之后劲”，认为“百年以来，聪明魁异之士多锢于斯”，导致天下“罕人才”。朱次琦与陈澧主张沟通汉、宋相似，至于沟通之法却大异。朱次琦主张“汉之学郑康成集之，宋之学朱子集之，朱子又即汉学而稽之者也”。实际上是以朱熹之学统合汉、宋。

　　陈澧、朱次琦作为岭南两大儒，其学因缘际会，突破岭南，辐射各地。

　　岭南学风遍天下

　　陈澧最初赢得各地学人赞誉的是其音韵、声律之学，曾国藩、莫友芝皆大加叹服。民国时期的黄侃，对己学极其自信，却从不讳言若无陈澧便无其小学。只是陈澧精心结构的，并非小学，而是兼采汉、宋之学。

　　张之洞机缘巧合，得以了解陈澧沟通汉、宋之学，大为倾倒，自称私淑弟子。光绪朝后期，张之洞权倾一时，先后出任两广、湖广、两江等要地总督，又入值军机。张还追步阮元，网罗名士，东塾弟子为其一大组成。张的鼓吹及东塾弟子的作用，乃张大学海堂影响的重要后天因素。光绪二十六年，与章太炎等中国学人交好的日本人馆森鸿观察到“余向自闽越抵江浙，交游皆仰陈氏如泰山北斗”。骈文大家李详则发现当时不乏学子冒认陈澧弟子以获取时誉。晚至上世纪20年代，在华设专门研究室调查中国社会情况的日本学者今关寿麿，于所撰关于学术界状况的书中，认为北方旧学势力最大的还是张之洞余风的陈澧一派。陈澧沟通汉、宋之学，遂成一时显学。

朱次琦手迹

　　朱次琦淡泊名利，隐于乡间，身后亦无大员提倡，相比陈澧声势不显，其门下弟子及再传弟子，却在中国近代思想界影响重大。朱次琦弟子中，最有名于时者乃康有为。不过康有为学术的直接表现——经今文学，与乃师似无直接渊源，真正能传朱次琦之学者是简朝亮。简朝亮颇有乃师风范，“艰苦笃实，卓然人师，注《论语》、《尚书》，折衷汉、宋精粹”，其弟子邓实、黄节，也主张不分汉、宋，以为“学之真，一而已”，“皆在孔子之术六艺之科而已，无汉宋、无今古也”。邓实、黄节先后主办《政艺通报》和《国粹学报》，与刘师培、章太炎等江浙学人结合，输入西学与复兴古学合奏，对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均有重大影响。

　　虽然岭南学术在近代中国声势大涨，却未必动摇江浙学术中心的地位。黄以周、朱一新等主张不分汉、宋境界的儒者，貌似与陈澧沟通汉、宋同道，却道明陈澧等不分汉、宋是不能尽观汉、宋之深。康有为之学也被江浙学人讥为语近妖妄，斥为南海伪学。近代岭南学术不乏建树，不过若无参照，不探渊源，未必真知其优劣。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