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儒学的表现形态在宋明时期为“理学”，在清代为“汉学”。明中后期，程朱理学作为科举取士的主要内容，成为了读书人谋取功名的敲门砖。然而，作为民间学术的陆王心学却成了学者们争相追捧的对象。

　　程朱理学的流弊是教条繁琐，而陆王心学的流弊则是“束书不观，游谈无根”。随着明王朝的衰亡，人们更加感到了理学的空疏无用。于是，在明清更替之际出现了从理学向汉学转型的学术倾向，其中，有岭南因子促使了这一转型。

　　明晚期，岭南出现高扬汉学的先驱者

　　晚明时，岭南出现了如唐伯元和林承芳等高扬汉学的先驱。唐伯元，澄海人，湛若水高弟吕怀的弟子，明万历二年进士。他不认同王阳明“心学”，认为“《六经》无心学之说，孔门无心学之教，凡言心学者，皆后儒之误”，故上疏反对王阳明从祀文庙，请黜陆九渊。同时作《白沙文编》，以示对白沙之学的支持。唐伯元对王学的批判，开启了明清之际新学术的先导。他曾说，“郑康成、朱元晦，皆圣门游、夏之列”，“两汉近三代，若董仲舒、扬雄、刘向、郑玄、徐干，皆其杰然者，其绪论往往可采也”。这些说法肯定了汉儒学术的价值及汉学与宋学的可调和性，这也是清代汉学家的普遍看法。在经学考据方法上，唐伯元主张“解经以传，不如解经以经，合而解则明，析而解则晦”，即在研究中将儒经中的各事、各义联系起来，使不同的儒经相印证，这也是清代汉学家提倡的治经方法。

　　林承芳，三水人，明万历十四年进士，受过“宋学”的洗礼，提出“王氏良知之旨，亦与陈氏主静之学相为表里”，表现出了调和陈、王学术的倾向。不过，他在《重刻十三经注疏序》中主张科举取士的内容应从“宋儒传注”转向“汉儒训诂”，“汉之去圣人也未远，其说犹或有所受”。他还赞赏汉儒经世致用的治学态度，指出“汉初诸臣，引为经说，多离而少合，然往往能树俊伟之业”。因此，他质疑道，“安得执宋之说以废汉？”

　　岭南汉学大儒陈澧，在林承芳对儒家学术转型的贡献上指出，“此所论与近时议汉学者无异，而明万历时已有之，其人广州人也，今广州人宜知之！”这就告诉了世人，清初汉学大师的观点与明万历年间林承芳的一致。其言外之意，可以理解为：林承芳是推动宋学向汉学转型的先驱。

唐伯元像

　　屈大均与《广东新语》

　　明末清初在岭南白沙之学的推崇者中出现了屈大均、胡方和陈遇夫等颇具建树的学者。屈大均，番禺人，其思想经历了从“逃禅”到“归儒”的过程。他在《翁山文外》中提出“生学白沙，以道为家”，表现出了崇尚白沙之学的倾向。另外，他还宣称“生平为学，以知为本”，强调了“以知为命”、“以知为性”和“格知中之物，致物中之知”，在中国思想史上首次将“知”提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基于“以知为本”的信念，屈大均写出了岭南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广东新语》和富有个人特色的《翁山易外》。因屈大均曾为反清志士，所以其学术受到了清廷的打压而无法显于世，但他在中国学术史上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

　　胡方，新会人，清初汉学大师惠士奇称他“人品端，学术醇……注《易》及《四书》，多所开发；接理学之传，粤人比之江门陈献章”。胡方认为，圣贤之道不外于“随己之分而尽其宜”，圣贤之学不外于“审事物之宜，行事物之宜”。他主张圣贤之治天下，不外于“使人物遂其生，复其性”，即要以改善民生与提高民德为目的。

　　陈遇夫，新宁（今台山）人，生于理学正盛、汉学渐起的康熙朝。当时，理学长期被官方和学界奉为“正学”，而汉学则被排斥在“正学”之外。然而，陈遇夫坚信：“圣贤之道如日月丽天，遗经具在，岂自汉至唐一千年，好学深思，得圣贤之旨者仅一二人而止？”于是他撰写《正学续》，以昭“汉唐诸儒学统相承，未尝中绝”之意，并阐明要“续”汉唐之“正学”的意愿。他指出，“汉初诸儒，记诵拾遗，皆有功于圣门，不可没也”，“谓汉儒解经不如宋人之条达疏畅则可，谓汉儒穷经总无见于圣人之道则不可”。这实际上是为清初汉学的兴起寻找了合法性依据。当然，陈遇夫作为岭南人，仍以继承白沙学脉为己任。故他重订《白沙语录》，以明白沙之学“由博返约，非堕禅悟”。另外，他反对学术界的门户之见，特引庄子“道术将为天下裂”之语以示警戒。同时，他提倡各家学术的包容性，指出“圣人之道”原本至大，“百家腾跃，终入其中”。

屈大均全集

　　至清代，岭南兴起汉学之风

　　清初广东学术承白沙和阳明之余绪，宋学居主导地位，岭北汉学开始进入了兴盛时期，同时在郑晃、惠士奇、郑虎文、钱大昕、翁方纲等学者型官员的带动下，岭南的汉学之风也开始兴起。对此，阮元主编的《广东通志》中提到，“广东人士敦崇经术，则郑晃导其先路”，“粤中经学惠士奇实为之倡，而虎文复振其坠绪焉”，称广东人能够“穿穴古今，贯通往事，谈历朝之成败，考史笔之是非，人知鲁亥之讹，家习董狐之学”，实是“大昕之力”。冯栻宗总编的《九江儒林乡志》指出，“元和惠士奇、大兴翁方纲先后视学粤东，以学问词章为诱掖，而后青衿髦士始知全读《五经》。”岭南学者也在与惠士奇、戴震、纪昀、钱大昕等北方汉学大师的交往中，将这种学术风尚带到了岭南，使汉学在粤中得到滋长。

　　阮元任两广总督后，创办学海堂，引导岭南学术从宋学向汉学、从专注时文向讲求实学转向。岭南开始进入汉学鼎盛的时代，涌现了林伯桐、曾钊、李黼平、侯康、邹伯奇、陈澧、桂文灿等一批岭南汉学名家，并诞生了以林伯桐为代表的月亭学派、以陈澧为代表的东塾学派和以朱次琦为代表的九江学派。这些学派在当时中国学术界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