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儒通义》

       民国以前中国传统四部之学，以经学为首要。民国以后，经学解体，史学独大。全国学术则需要处理求真与致用、古与今、中与西、区域与全国、本学科与跨学科等一系列对立统一难题。晚清民国时期岭南学术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发生了重要的转型与流变。

　　汉宋之争到“汉宋兼采”

　　有清一代，汉学与宋学的门户之见愈演愈烈。嘉庆年间，信奉汉宋不分的浙人阮元督粤，以经学泰山和边疆重臣身份，仿诂经精舍，开学海堂，重修《广东通志》，刊刻《皇清经解》，引汉学入粤，一方面纠正陈白沙、湛若水空谈心性之学遗风；另一方面，造就了陈澧、曾钊等读书种子，影响日后广东学术甚巨。阮幕学人云集，名家有江藩、方东树等，汉宋聚讼自二人始愈演愈烈。前者著《汉学师承记》，高扬汉学，后者刊《汉学商兑》，力主宋学，对文学痛加反驳。汉宋对峙，影响本地学风颇大。

　　道咸间，陈澧学问成熟，著《东熟读书记》、《汉儒通义》并留下大批手稿，“汉宋兼采”、醇正笃实。陈交游到粤西，名弟子有梁鼎芬、桂文灿等，形成著名的东熟学派。

　　光绪间，张之洞放两广，钟步阮元，依仗梁鼎芬、缪荃孙等名士，设广雅书院，置同名书局，辑刊《广雅书局丛书》、《史学丛书》，大力扶持、重用东熟门人或再传门人，并援引到湖广任教，标志粤省学术跨省外传，一改岭南学术长期需北地输入的传统和格局。粤地学术汉宋兼采，不仅表现在东熟汉学一脉上，而且也反映在此时与前者齐名九江学派之中。该学派以南海朱次琦为首，偏重今文经宋学，崇气节、尚躬行，志在经世，规模宏阔。学派弟子有顺德简朝亮、南海康有为，开岭南乃至全国之风气。

张之洞像

　　汉宋再争到中西学融通

　　同光年间，敏感时事的今文经学、西北史地、元史等新学趁势而起，广东学界闻风先动。师出朱九江的康有为，转学扬州今文经派公羊学，又得旅粤川人廖平的启示，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着眼因革，托古改制，用夏变夷，变法保皇。顺德邓实、黄节等人，原本立雪简朝亮，后受古文经大家章太炎等影响，改换门庭，在沪上办《国粹学报》、《政艺通报》，为国粹学派主将，倡夷夏之辨，与师叔康有为笔战，反对改良，主张革命，可谓有趣的新汉宋之争。这一思想，与孙中山的思想相辉映，共同构成辛亥革命理论。

　　需要指出的是，康、孙二人均受西学进化论启发。后黄节以文学、诗学闻名于世，所著《粤东学术源流史》揭近代岭南学术史研究新篇。邓实所著《国学今论》等名文，近来也颇得学界的首肯和重视。

　　同光之际，学者鉴于考据之学高难，转向边塞地理、元史。顺德李文田学问广博，闻名京师。民国中期后粤人岑仲勉、陈序经、朱杰勤也多治西北、南海史地之业，成绩斐然。

　　进入民初，非纯学者出身的孙中山继续革命，其对传统文化的重拾，成为日后广东文化学界反对岭南大学陈序经极端全盘西化观的正统资源。其时广东本地学术无足大观，倒是与远离桑梓北上京城、与岭南颇有学术渊源的新会梁启超与陈垣，分别以史学理论、学术史、朴学扬名海内外。梁启超此时逐渐淡出政界，专注学术，所成《中国历史研究法》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开山，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论著，指学术大势，划学派地域，偏向汉学，眼光犀利，诚“近三百年学术”系列中之经典。新会陈垣自认私淑陈澧，为学门径又得益于张之洞《书目答问》导引，遍治宗教、元史、年代、避讳、校勘、通鉴诸学，学问精博；且关心家乡学术，提携东莞张荫麟、容庚、肇祖等后进不遗余力，是公认的民国史学大家、世界级学者。

　　“考古”到“考今”

　　民国中前期，北京学人不堪北洋军阀压迫，联袂南下，聚居国立广东（中山）大学。傅斯年、顾颉刚挟古史辨运动余威，与留守京畿的胡适互动，在中大建立语言历史研究所、发行所周刊、创学术团体、培养本地后进，进行辨伪古书的“疑古”、掘地的“考古”和旅行调查、眼光向下的民俗文化三大事业，成效显著，使新考据学很快跃居全国学界主流。语史所后更名北迁，成为举世闻名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蓝本，中大则成为国内文史学、民俗学等学科重镇，位列前茅。

　　受九一八事变的刺激，朱谦之、朱希祖先后自北南下，在中大倡导“现代史学运动”和“南方文化运动”，创办《现代史学》，反对脱离实际的考古，将疑古派调查民俗的做法发扬光大，主张“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强调关怀国事民瘼的“考今”，力求史学与关注现实的各种社会科学结盟，参与社会史论战。这不仅呼应了魏晋以来中国文化重心自北而南的大势，而且促进了岭南经济史、文化史、现代革命史（含参与抗日学术活动）、地方史志、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考今”旨在致用，然史学社会科学化之说，观念先行，以各种理论简单套解、条理史料，远离真相，难臻目鹄的。受学衡派熏陶的东莞人郑师许起而纠偏，主张治史宜“先求真后致用”，平衡了“考古”、“考今”二派极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学术由求真转向致用为主，岭南得此风气之先，且较彻底。

　　“考古”、“考今”两派史学的努力，为广州成为继北京、上海后，全国第三个学术文化中心奠定了坚实基础。

　　单学科到跨学科

　　民国肇建，支撑专制思想制度的理论基础经学逐步解体，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史学独大。面对西方学科分科治学的挤压，史学被迫开放自己，走向多学科的社会科学化。粤人梁启超新史学首倡其说，朱谦之则将之推向极致，于抗战前形成了以史学社会科学化为特征的“现代史学派”。在方法路径上，从单一史学科为主，过渡到语言、教育、文化、社会、哲学、民族、人类、民俗等多学科整合、交叉渗透。

　　七七事变后，切合全面抗战需要，整合多学科的粤省文化学、民族学（含罗香林的客家学等）等大盛。自北返粤的台山人黄文山，以广东民族文化研究会为依托，将文化学与历史、民族、社会、民俗等学科联姻，展开民族文化研究，著有《文化学论文集》。海丰人杨成志受学顾颉刚，后长期在西南地区进行少数民族调查，并留学海外，有《广东人民与文化》等问世，是南派民族学的创始人和代表。

　　还值得一提的是，跨学科研究，不仅成果和人才涌流，而且出现了朱谦之的《文化哲学》和徐中玉的《学术研究与抗战建国》两部跨学科理论总结性名著。跨学科研究虽令史学本身特色减损，但带动、促进其他积累较薄的新兴社会科学进步，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为抗战后梁方仲社会经济史、今日历史人类学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学养和土壤。

　　总之，晚清民国时期岭南学术有如下几个特色不可忽视：南北学术由传统顺流，转向从南向北的逆输出；朴学传统深厚，经世致用，瑰丽浪漫学风领先全国；各科交叉渗透，史学社会科学化色彩浓烈；学术、学派多元化并存，区域内部自行纠偏，妥处汉与宋（如稍后蛰居岭南的陈寅恪之“讲宋学，治汉学”）、真与用、古与今、中与西等关系，呈现出综合、平实、圆融的气派。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