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岭南学术快速发展，开始步入辉煌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书院星罗棋布，广州印刷出版业发达，无疑为学术文化发展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这一阶段，岭南诞生了在全国有影响的思想家，产生了具有岭南特色且影响及于五岭以北的学术流派，如江门学派和甘泉学派。

　　岭南心学及其影响

　　明初，朝廷重臣、思想家丘浚既坚持儒家的基本立场，又敢于思想创新，在岭南学术史上多有开风气之举。《明史·本传》称其“见闻盖广，尤熟国家典故，以经济自负”，曾被加封为吏部侍郎，掌管国子监，是“有明一代文臣之宗”。丘浚著有《大学衍义补》，洋洋数百万言，专论“治国平天下”之道，涵盖众多学术领域。他在重农抑商时代，敢于发出“日中为市，使民交易，以通其有无”的呼声，并认定物品“生于天地，然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细，其功力有深浅，其价有多少”，揭示商品中凝聚着人的劳动，与西方近代经济学的商品价值观不谋而合。丘浚的学术思想是随着岭南地区早期商品经济发展而结的硕果，是岭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升华，是对传统核心价值的偏离，带有早期启蒙色彩。

丘浚著作《大学衍义补》

　　明中叶，岭南地区学术群体开始形成，岭南学人的学术思想在全国有了一定影响。陈献章，广东唯一入祀孔庙的大儒，始创“江门学派”。他少年得志，青年时功名之路受挫，即居家筑春阳台，自坐其中悟“自得之学”，曾一度名震京师，有“真儒复出”之誉。其学说“以道为本”、“以自然为宗”，“贵疑”而“自得”，主张“心具万理”，教人“静坐中养出端倪”，认定“孟子聪明归聪明，当今切莫信人言”。虽自称“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阳”，实则融儒、释、道于一炉，而另辟学术蹊径，开明代心学之端，引领一代学风。其学说否定了朱熹理学“理先气后”的理论框架，冲破自程朱理学被定为官方哲学后两百余年间无人敢越其窠臼的沉寂局面；其理论在高扬人的主体精神之时，肯定“鸢飞鱼跃”生生化化的客观世界，否定了陆九渊的“心外无物”，开创别具特色的岭南心学。黄宗羲《明儒学案》称，“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怒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而后大”。陈献章可谓明代心学之开创者、岭南精英文化之奠基者和岭南古代思想解放之先驱，其诗文被后人编辑为《白沙子集》。

　　陈献章终身从教，弟子千余，由岭南及于岭北，林光、湛若水等皆为其心学继承者，尤以湛若水为显著。湛若水以“随处体认天理”之说而为陈献章衣钵继承人，既得陈献章的真传，又不囿于师说，其著作《心性图》和《真心图》阐述宇宙的一体性，强调“体用一原”、“人心与天地万物一体”，并由是而提出著名命题“随处体认天理”。其“通一无二”论检讨“汉、宋诸儒，分理气为二种”的“支离”观，提出“理气不分”、“动静无端”、“知行并一”、“理欲一念”等命题，完成了有别于陆王心学的岭南心学理论建设，构建了具有岭南兼容特色的理学新派。湛若水著作编为《甘泉文集》，单行本有《圣学格物通》、《春秋正传》、《二礼经传测》等，著述与讲演录共约400万字，在当时称得上“硕果累累”。

　　湛若水在京师从政期间，与王阳明相识，“一见定交”，结为“同志”，“共兴圣学”。在京师二人分庭讲学，堪称齐名，之后数十年书信往来，进行学问切磋，虽彼此对“随处体认天理”与“格物致知”、“主内”与“主外”以及“良知”的解读存有分歧，常有思想交锋，但二人却情深意厚，王湛之争为后人留下美谈，王阳明因是而受到陈献章心学影响，学界普遍认为其“龙场悟道”与陈献章“静坐”堪相一致。《明儒学案》称：“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不知阳明后来从不说起，其故何也。薛中离，阳明之高第弟子也，于正德十四年上疏请白沙从祀孔庙，是必有以知师门之学同矣。”应该说，影响及于世界的阳明心学与岭南心学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而王阳明提督两广地方军务时，恩威兼行，其心学多为岭南学者所推崇。

　　明代的岭南学术界还具影响的是陈建与黄佐。陈建学说是朱而非陆，主张实学，又博古通今，倡导务实，敢于争辩，大胆针砭时弊，主要著作有《学篰通辨》。黄佐“学以程朱为宗”，但又大胆质疑朱熹“岂有理在天地之先”，对陆王心学也多有批评，一生著作甚丰，《明史》本传称其著述“至二百六十余卷”，《明儒学案》中立有“泰泉学案”。

湛若水（1465-1560），字甘泉，世称甘泉先生，明代著名理学家、教育家。

　　清代广东大百科——《广东新语》

　　明末清初广东诗人屈大均著述丰饶，其《广东新语》是大百科式的、富有学术价值的著述，全书28卷，记述所处时代广东的自然风物与社会状况，无所不包。作者的主观意图是补《广东通志》之不足，“略其旧而新是详”，故曰“新语”。该著不仅重考证，且借古讽今，注重经济，关注民生，带有超越“重农抑商”的价值取向。尤为可贵的是，该著作记述了珠江三角洲农民弃农田而构筑桑基鱼塘的情景，反映了岭南地区率先发展商品经济的历史真实，彰显岭南人趋利、务实、创新的特有品格。

　　朴学的兴盛是清代岭南学术的最大成就。嘉道之前，广东学界崇尚理学，言心言性，穷理笃行，与北方朴学有别而自成局面。嘉庆二十二年（1817）阮元督粤，设学海堂，引导学生攻读经史子集百家之学，扭转学术风气，朴学自是迅速崛起。至道咸年间，江浙的朴学由兴转衰，而广东朴学群体阵容鼎盛，而后形成独树一帜的流派——东塾学派和九江学派，产生一批学术专著。朱次琦满腔的爱国情怀，提倡经世致用，在总结古代学术之时，寻求学术新理路，其学术思想成为传统儒学向近代转换的一环。陈澧善于考据训诂，又强调以发明义理为宗旨，主张破除汉学与宋学之争端，关注自然科学与技术，与朱次琦一样坚持经世致用的治学态度，反对脱离实际，有着无本开新的思想。

　　总体上说，明清时期，岭南学术已渐渐摆脱“移民文化”的局限而自成体系，成为别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之深层面。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