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物志》

       位于五岭之南的广东、广西、海南三省，背山面海，原是百越民族聚居之地。由于地处边远，交通不便，岭南地区开发较晚，学术思想的起步与发展亦较慢，但也不乏对全国有影响的学术流派与思潮。从发展历程看，越往后则越显出自身的特色和优长。秦汉时期，岭南学术主要受中原影响；唐代时，岭南学术思想渐趋活跃；明清时期，岭南学术思想颇为光辉；至近代，岭南涌现出一批引领时代潮流的思想家，学术思想进入辉煌期。

　　秦汉三国 百越之地启学风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部分南征军留戍与谪徙罪徒进入岭南，开启汉民族与南越民族杂居的时代。南迁士人将中原文明带入广东并在岭南传播。其后赵佗建南越国，对汉称臣奉贡，对内采取“和辑百粤”政策，中原文明继续源源输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朝廷派来的官员在粤设庠序，教化因之风行。故屈大均认为：“越至始皇而一变”，“至汉武而再变”。

　　西汉末东汉初，岭南本土文化精英与学术著作产生，其中“三陈”与“四士”的治经及讲经活动颇具影响。广信（今封开、梧州一带） 陈钦、陈元、陈坚卿祖孙三代以治《春秋》、《易》为人称道，被称为“三陈”。陈钦曾给王莽讲授《左氏春秋》，并自撰《陈氏春秋》，是与刘歆齐名的著名经学家。其子陈元为父书训诂，作《左氏异同》，与今文经学派代表人物范升论辩，是与桓谭、杜林、郑兴齐名的经学家，被誉为“独能以经学振起一时，诚岭南之儒宗”。自“三陈”后，广信又出“四士”，即士燮、士壹等四兄弟，以治经学闻名。士燮撰《春秋经注》13卷 、《士燮集》5卷，但均未保存。汉代杨孚所撰《异物志》，是中国第一部具有学术价值的区域性“风物志”，也是岭南保存至今的最早著述。

　　汉末三国之际，交趾成为文化交流中心，佛学传入岭南，出现中国最早“锐志于佛道”、较有影响的佛学思想家——牟子。牟子先习儒，后潜心于佛、道，著有《理惑论》37篇，引老庄以阐明佛理，比较儒、道、佛之异同，是中国最早且有较大影响的佛学著作之一。这个时期的著作，还有王范的粤东最早的区域史志《交广春秋》，黄恭的《王氏交广春秋补遗》、《十三州记》。另有今文经学大师虞翻在广州讲学，并著有《易注》，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

　　隋唐百年 兼收并蓄显特色

　　汉至隋之际，岭南学术又有进一步发展。此时中原经历400余年战乱，岭南却相对安定。为躲避天灾人祸而南迁的中原士人，为岭南学术发展提供了条件。当时，北方经学开始衰落，岭南治经学者却仍不乏其人，但此时岭南学术对后世影响颇大的还是道教外丹教派的理论奠基人葛洪。自古比较淡薄政治的岭南人钟爱道家，有“北儒南道”之说。岭南道教的开创者是西晋南海太守鲍靓，其“学兼内外，明天文河洛书”。鲍靓之婿葛洪，继承其祖父葛玄的仙术，兼容百家，著《抱朴子》，总结晋代以前的神仙理论与方术，提倡修炼“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儒道双修，奠定以元气论与炼丹术相结合的神仙学理论基础。葛洪著述甚丰，保存至今的除《抱朴子》外，还有《神仙传》、《肘后备急方》等。葛洪既是中国道教理论奠基者，又是中国炼丹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于古代实验化学和医学皆有颇大贡献。

　　迄至唐代，岭南学术有了较快发展，主要得益于张九龄拓宽梅岭道改善南北交通，促进中国经济文化重心渐向东南转移。张九龄和惠能是此时岭南学术的双星。前者是名相也是名儒，在开元之世任宰相，与姚崇、宋璟并称“三杰”，是岭南第一位大政治家，政绩惠及岭南千秋万代；同时，他又是岭南第一位有影响的诗人、思想家，提倡“意得传神”，“见其风骨”，以其创作和成就推动诗歌革新运动，被尊为岭南文学的宗师。

　　唐代，岭南学术在全国有一席之位的是引儒入佛的禅宗南派。印度禅宗主张由坐入静、由静入定、由定起慧的渐悟禅法，因不易习练而有碍传播。六祖惠能创立南派，认为人人皆有佛性，无须坐禅、念经，“顿悟”心中佛性即能成佛，而“悟”便是“无念”、“正念”，由是否定传统佛教烦琐漫长的修炼，以中国人熟悉的修身养性之道去诠释印度的成佛之法，使之易于为国人所接受，实现了外来佛教的中国化与世俗化，佛门由此日兴。惠能弟子集录其思想而成的《坛经》，是中国重要佛学经典之一。惠能禅宗南派后传至日本、东南亚乃至欧美，影响深远，而其顿悟佛性的学理，对明代心学创始人陈献章也影响至深。

                                                       张九龄

　　两宋以启 岭南学术放异彩

　　唐宋年间，岭南完成了南迁者与百越人的民族融合，文化教育开始兴盛，学术研究长足发展。外来士宦曾对岭南的学术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唐代李邕、李德裕、韩愈等朝廷重臣贬至岭南，便致力于移风易俗，教化民众，重振州学，推进教育发展；宋代苏轼贬粤七年，足迹所至，教化随之；两宋之际，岭南治经且有建树者不乏其人，如林巽、王大宝、李昴英等；此外，广东还受到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的关注，出现了梁观国、郭叔云等理学学者。

　　两宋时期，岭南学术成就最大、影响最广的是一代名臣余靖、道教内丹教派南宗五祖白玉蟾和以执法刚正著称的海瑞。余靖在政治上主张轻徭薄赋、整顿财政、去贪残之吏、选贤任能等，《余襄公奏议》体现其政治思想，《武溪集》20卷则汇集其经济、哲学、文学思想。余靖“触怀成感，其言必精，于理必诣”的文学主张，一扫统治文坛多年的西昆诗风。白玉蟾是道教全真教南宗创始人，主张融摄禅法的金丹之道，奠定以内丹修炼为基石、外行符箓法术的后期符箓教派的理论基础，对后世有深远影响。他的主要著作有《上清集》、《玉隆集》、《武夷集》等。这一时期胡颖、李昴英等人所著的《名公书判清明集》是中国留存最早的司法实判著作，是研究宋代审判制度、法律规范等的珍贵资料。南宋广东提点刑狱宋慈的《洗冤集录》则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系统法医学专著。

　　总体上，岭南古代学术曾接受中原文化直接影响，北来的饱学之士给岭南带来了先进文化养分；岭南本土文化精英则兼收并蓄，大胆创新，开创出灿烂的学术星空。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与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