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中国思想传统主要专注心性修养与政治实践二途，对物质生产关注不多，这种认识并不准确。“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广大精微之“道”并非高高在上、超脱人事，而是呈现、展开、落实于生民日用之“器”。中国哲学围绕“制器”话题进行了大量讨论，衍生出“制器尚象”“制器成物”“利用前民”“器以藏礼”等观念，“制器”成为一个有强大隐喻色彩和解释能力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制作”蕴含着贯通天人的思维模式，它不仅取法天地自然之规律来制定人文法度，亦始终以人为目的，重视对人的塑造与安顿；另一方面，“器”表现出开放包容的义理指向，它不仅是工具、器物，也可指向制度、伦理。从器用的视角，可玩味工具使用、心性修养、政治实践的同构性以及彼此涵摄的特征。从历史看，“制器”应是我们理解中国思想传统的重要理论维度。

　　当今世界，现代科技深刻地介入、塑造了人们的生活，反思技术发展和物质生产成为当代哲学的重要主题。近几十年来，技术哲学试图从存在、认知和实践等角度把握技术，思考人与物、人与技术的关系，致力于构建科技时代的技术伦理与价值秩序。中华文明作为一个博大精深的文明传统，亦应对关系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予以关注，立足自身文化立场，发掘传统思想资源，提出反思性、前瞻性的理论方案。“制器”观念中蕴含的问题意识，正与当代技术哲学的许多核心关切合辙；“制器”讨论中的复杂思想维度，亦有助于激发探索当代问题的思想和方法。

　　以往围绕“制器”观念的研究，主要表现出三方面理论进路：一是科技史视域中的传统科技思想梳理。自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后，科技史写作往往将科技思想纳入其中，并将其放在历史发展脉络中予以分析、定位，有较大文献参考价值。不过，相关研究多将传统科技思想视为一个话题领域而非问题场域，较少将“制器”从概念上升为观念，从中国文化的整体性观照出发进行挖掘探讨的专论。二是哲学视域中的古代技术思想专题辨析。近二十年来，西方技术哲学著作的持续译介以及本土研究的蓬勃发展，使得从哲学进路讨论古代技术思想的专题研究愈发兴盛。此类研究主要围绕道器关系、工匠形象、造型工艺等话题展开探讨，不过，其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以儒家为子学的认识倾向，而于经学层面的材料利用以及思想分析相对较少。三是中西会通与比较视域中的“制作”观念探究。中国哲学中的“制作”问题是近年来学界的热点之一。一些学者以“生生”与“制造”之对比为核心，将二者分别视为东西方哲学思考的取象基点，由此分析东西方思想体系的精义及气质。一些学者聚焦“自然”与“发明”的关系，通过考察古代思想家对“作”的理解，剖析中国古代的创作观。相关讨论是近年来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推进。

　　鉴于“制器”观念近年来受到学界更多关注，或可从以下方面继续展开进一步研究：第一，超越被动论证，凸显问题意识。相关研究应跳出方法界限和学科框架，将“制器”观念化、问题化，不仅把握其核心的问题意识和思维逻辑，还要把握其从物质世界出发，收摄心性修养、政治实践等理论维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第二，超越单一视角，把握辩证关系。“制器”作为一个复杂的观念体系，可分疏出发生基础、操作主体、运作机制、原则规范、器物形态等多重理论层次。我们不应将这些理论层面视为清晰、稳固的定义和结论，而应该动态地、辩证地把握相关理论的生成过程，还原儒家内部、儒家与诸子之间的分歧与拮抗，展现“制器”传统中的思想张力。第三，超越笼统介绍，重视价值立场。近代以来，围绕中国古代“制器”实践、观念形成了不少歧见和刻板印象，今天的研究应该自觉立足文化立场，把握中国文化在“制器”理论中寄寓的价值内核。

　　技术时代，哲学何为？在围绕中国技术哲学的时代思考中，古老的“制器”观念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我们对前沿科技与哲学的研究立足于“新”，然而从文明视域来看，开新无非返本——有质量的开新是一个自我理解的过程，因此总是要返回文明之根获取突破的力量。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