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发布报告《增长的极限》。这份报告涉及经济增长、人口、资源、生态环境、资本、技术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迄今已被翻译为30余种语言，全球发行量达到上千万册。报告还为可持续发展和“去增长”理念奠定了基础。2022年是该报告发布50周年，本报记者近日就“去增长”的起源、发展、争议、挑战等问题采访了瑞典隆德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员蒂莫西·帕里克（Timothée Parrique）。

　　“去增长”两度流行

　　“去增长”既是一种经济理论，也是一项经济、社会和政治运动。它的基本含义是将生产和消费规模缩减至可持续的水平，以增进人类福祉、改善生态水平和社会公平。“去增长”对资本主义盲目追求GDP的政策持批判态度，倡导社会发展应充分考虑生态系统，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创造更多空间。在“去增长”的社会中，物质积累不再占据主导地位，效率优先转变为充足优先，技术创新聚焦于能使人们过上快乐、朴素生活。

　　据帕里克介绍，“去增长”理念可溯源至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生态学，它是在多种政治和学术思想的综合影响下形成的，代表人物和学说包括：奥地利社会哲学家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对雇佣劳动的批评；罗马尼亚数学家、经济学家尼古拉斯·乔治埃斯库-罗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构建了生物经济学，并将物理学概念“熵”引入经济学；希腊哲学家、经济学家柯奈留斯·卡斯托里亚蒂斯（Cornelius Castoriadis）的“极端自主性”概念；法国作家弗朗索瓦兹·德奥博纳（Fran?觭oise d′Eaubonne）的生态女性主义；奥地利哲学家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的“欢乐”概念；女性主义经济学先驱、新西兰社会活动家玛丽莲·沃林（Marilyn Waring）对国民经济核算的批评。

　　首次使用“去增长”一词的是高兹。1972年，他在法国新闻周刊《新观察家》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就经济增长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发问，“物质生产的非增长乃至去增长是全球均衡的一个必要条件，这种均衡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存续是否相容？”同年，由丹尼斯·梅多斯（Dennis Meadows）、乔根·兰德斯（J?覬rgen Randers）等来自美国、挪威等国的17名学者合著的报告《增长的极限》问世。报告称，如果当前世界人口增加、工业化程度上升、污染加剧、资源耗竭等趋势持续下去，地球将在接下来一个世纪内达到增长极限，最有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突然且不可控地衰退。

　　《增长的极限》在经济学界引起了热烈讨论，并与乔治埃斯库-罗根关于经济增长的论述不谋而合。法国哲学家雅克·格林瓦尔德（Jacques Grinevald）和比利时法学家伊沃·伦斯（Ivo Rens）将乔治埃斯库-罗根的相关文章翻译成法语，于1979年出版了文集《明日去增长：熵、生态与经济》。这部作品对“去增长”运动起到了有力的助推作用，进一步扩大了“去增长”理念在法语学术界的影响力。不过，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去增长”的热度反而退却了。

　　“去增长”再次受到大量关注是在21世纪初。2002年2月，法国杂志《沉默》推出以“去增长”为主题的特刊。同年，可持续去增长经济与社会研究所成立并举行了“去增长”专题研讨会。众多知名的“去增长”学者都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如法国经济学家塞尔吉·拉图什（Serge Latouche）、意大利经济学家马乌罗·博纳尤蒂（Mauro Bonaiuti）、法国政治学家保罗·阿里耶斯（Paul Ariès）、法国生态学家弗朗索瓦·施耐德（Fran?觭ois Schneider）。

　　2007年，施耐德等人创立了学术团体“研究与去增长”，并从2008年开始举行“致力于生态可持续和社会公平的去增长国际会议”。自此，英语中表示“去增长”的“degrowth”一词进入国际学术讨论，为更多的人所知。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和相关行业从业者将该会议作为交流、学习、拓展合作的“集合点”，“去增长”运动也受到了日益广泛的关注。2007—2017年，全球约有100多篇关于“去增长”的文章被国际学术期刊发表。除了经济学以外，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地使用“去增长”一词，并将“去增长”与旅游、健康、文化和权力、环境公正等议题结合起来进行探讨。

　　“去增长”不等于衰退或倒退

　　帕里克对本报记者表示，了解有关“去增长”的争议，对于透彻地理解“去增长”至关重要。这些争议中有一部分源于对“去增长”的误解。在以研究收入分配和不平等而闻名的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看来，经济增长在21世纪仍然非常重要。帕里克表示，“去增长”并不等同于衰退或萧条。虽然主流增长模式受到质疑、非主流经济学说兴起常见于经济困难时期，且“去增长”与衰退的表现有某些相似之处，但这不意味着“去增长”必须始于衰退。经过设计的经济转型必定优于被迫引发的转型，因为后者不是人们自愿发起的。

　　因此，“去增长”和“增长”不应被用作“增加”和“减少”的同义词。如果说衰退是增长型社会运转失灵的表现，那么“去增长”就是摆脱了“增长至上”思维的新型社会正常运转的表现。德国耶拿市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马提亚斯·施梅尔策（Matthias Schmelzer）称，“‘去增长’的目标是在社会结构和社会想象层面上消除增长的负面作用”。同样，GDP下降是“去增长”的必然结果，而非目标。

　　对“去增长”的另一类常见批评称，“去增长”是一种倒退性怀旧，是对变化和进步的抵制，与创新相悖。帕里克对此回应到，过去与未来、传统与创新不是绝对对立的。事实上，“去增长”拒绝将过去理想化为应该返回的天堂，因为这将造成发展停滞和忧郁心态；“去增长”也拒绝将过去妖魔化为必须逃离的地狱，因为这将导致社会盲目前进。借鉴过去未必要完全回到过去，“去增长”主张为旧做法注入新意义。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教授苏珊·保尔森（Susan Paulson）说，“‘去增长’研究的目的不是鼓励回归原始生活或欠发达社会；相反，意识到人类存在的多种可能模式后，就能以更开阔的眼界建设全新未来”。

　　“唯GDP”催化对增长的沉迷

　　增长型社会中主要的增长指标应该是GDP。1934年，俄裔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在其撰写的报告《1929—1935年国民收入》中首次使用了现代意义上的GDP概念。自布雷顿森林会议后，GDP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经济表现的常用指标，也是对比各国经济实力的重要依据。在库兹涅茨的方法论及美国商务部的影响下，联合国1953年推出国民账户体系。这是一套国际公认的、关于编制经济活动测度的标准建议。在该建议中，编制经济活动测度的过程必须遵循严格的、基于经济学原理的核算规则。其中，就包含针对GDP等关键指标的核算规则。

　　帕里克谈到，对GDP的“拥护”从诸多方面改变了经济。第一，经济变得可管控。20世纪3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大多关注内生性的经济周期波动。彼时，增长只是一种手段。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受凯恩斯经济学和库兹涅茨研究的影响，增长成为一项政策目标，政府调控经济趋于常见。第二，GDP使社会生活经济化成为可能，任何社会范畴都可被归于两个范畴：生产者和消费者。同样，GDP为曾经不在市场范围内的资源和关系的商品化奠定了基础。例如，教育、科研、文化开始被视为潜在的生产要素，可被用于刺激经济增长。第三，GDP被用于衡量一个国家的整体福祉，模糊了社会福利与经济福利之间的界限，被生产和消费的物品数量增加成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来源。

　　国民收入统计数据催生了经济增长无极限的观点，反过来也使GDP的地位更加牢固。在GDP的激励作用下，世界经济一度高速增长，大规模人口脱贫并实现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基本需求。但是，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不平等加剧、社会凝聚力减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英国剑桥大学班尼特公共政策研究所环境经济学家马修·阿加瓦拉（Matthew Agarwala）认为，GDP忽视了生态系统提供的一切资源、将人与人联结起来的社会纽带、社会全体成员的健康和技能，以及人们对知识创造和生产率改善所依赖的制度的信任。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已有许多学者和政治家从社会福利与社会成本、性别平等、生态环境保护、社会公正、后发展理论等角度批判对GDP的滥用，用以替代GDP衡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其他指标也应运而生。其中最早的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和詹姆士·托宾（James Tobin）于1972年创立的“经济福利测度”。此外，还有1973年日本政府推出的“国民净福利”；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1989年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E. 达利（Herman E. Daly）和美国哲学家小约翰·B. 柯布（John B. Cobb, Jr.）提出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1995年美国政策企业家泰德·霍尔斯特德（Ted Halstead）等人将“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拓展形成的“真实进步指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2年推出的“包容性财富指数”。

　　虽然替代指标越来越丰富，但都不足以取代GDP，GDP依然发挥着巨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影响力。英国“国民智库”高级研究员查尔斯·西福德（Charles Seaford）归纳了几条在政策制定中使用GDP替代指标的障碍。第一，预算的限制，即采用新指标将增加行政管理成本和人力资源需求。第二，没有可用数据，或者虽然有可用数据，但数据的及时性不足、更新频率较低。第三，天然的保守主义，即对打破习俗惯例的抵制和风险厌恶。第四，替代指标被一些人视为是多余的，市场能够通过自动调节得到最优结果，除非市场失灵，而人们已有应对市场失灵的成熟办法。第五，不了解替代指标或对替代指标的理解有误。第六，对替代指标的宣传未能充分吸引公众。第七，虽然替代指标众多，但尚不存在具有共识性的单一指标，因此无法直接替换GDP。而且，使用替代指标还会使政策分析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上升。第八，缺少主动使用替代指标的机构和官员，指标设计者未重点考虑替代指标在决策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阻力。第九，跨领域、跨机构、跨部门合作难度大，专业人力资源缺乏。

　　建设可持续的未来

　　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在《反思增长的必要性》一文中谈道，“现代宏观经济学通常将快速稳定的经济增长视为最重要的政策，这一现象反复出现于政治辩论、央行会议室和报纸头版标题中”。其实，经济学家描述的“增长”只是冰山一角，对增长的追求已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几乎演变为一种政治和社会崇拜。澳大利亚“去增长”研究者泰德·特雷纳（Ted Trainer）概括，“不是我们的社会拥有增长型经济，而是这就是一个增长型社会”。

　　英国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一书中将资本主义定义为这样一种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中，社会生活的物质、社会和知识基础之供给和塑造，受资本的流通和积累过程支配。”英国音乐评论家、政治和文化理论家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在《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别无选择？》一书中写到，“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如同一种无处不在的氛围，它决定着文化生产、对工作和教育的调控，像无形障碍一样束缚人的思想和行动”。帕里克表示，如果将哈维和费舍尔所说的“资本的流通和积累过程”与“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改为“经济增长”，我们就能准确地理解增长主义并感受到它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若想推行“去增长”、建设可持续未来，必须打破增长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