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人类历史经历了巨大变革，开启了新的时代。历史似乎在一夜之间骤然“加速”，变化开始成为社会的常态。自此，效率革命、效率崇拜席卷全球，几乎波及每个国家、地区和群落，鲜有例外。技术自身的进化和人类对效率的无度追求，促使效率异化为强大的力量，摧毁了人类长期以来相对连贯的智识传统和智识生活中惯有的从容、自由和舒缓。

　　而今，大学早已是社会的轴心机构。社会上的一切问题，非常自然地如涟漪般波及大学，乃至整个知识系统。玛吉·伯格和芭芭拉·西伯合著的《慢教授》一书中指出：“在当前的大学校园里，生活变得太过匆忙，人人事务缠身，不堪其扰……那些制造出这种浮夸忙碌而狂热的过程，目前已经威胁到大学机构自身存在的目的。”如今，人类知识生产体系遭遇了空前的挑战，悠闲被视为平庸甚至堕落的表现，大学的“自由和寂寞”“闲逸的好奇心”已成过去。秩序、问责、透明、确定性等成为新的价值，效率则几乎成为最优先的价值。在效率支配下，学术创造沦为“知识工业”的一个流程，失去了其本应有的悠游、情味和价值关怀，学术资本主义大行其道。一切都太快、太快了。效率加速了知识生产的节奏，提升了其产量，也带来了混乱，陷入了新的困境和恶性循环，加剧了知识的自我否定和消解。对于数量和速度的迷恋，催生出无数问题，扭曲了知识体系的逻辑、结构与形态。整个知识生产体系也沉迷于程式、规范、可控、排名、效益核算，对形式的追求无形中取代了对实质内容的追求，更遑论对人的观照。

　　这已非个别现象，而是全球性的普遍现象，是整个知识系统的问题。它牵涉到知识生产的所有方面与环节。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知识本身、知识生产者还是知识实践都深陷困境，可谓“困在系统里”。无处不在的排名及考核现象更是加剧了此现象。知识生产“为增长而增长”，这种增长未必意味着创造，因为其中充斥着“没有发展的增长”和精致的平庸，甚至“平庸之恶”。

　　二战后，在西方学术资本主义基本替代了学术自由主义。效率崇拜带来了人类知识生产速度的极大提升，然而也让知识系统进入奇怪的循环，侵蚀了人类在知识系统中的主体性。科层制与工具理性融合，更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自古希腊始，“知识即美德”，知识内含着道德承诺、肩负着公共责任。而在效率主导的学术资本主义中，知识还意味着利害的算计，已然疏离美德。在效率模式下，知识系统产量暴涨，知识工业看似空前繁荣。然而，就原创力、生命质感及对人类共同世界的精神供给而言，现有的知识体系无疑又是匮乏、贫弱的。如今，知识生产到底是人类达成目的的手段，还是它已反客为主成为目的，人反而被异化为工具？这已成为一个问题。正如麦克卢汉所言，我们在用技术，技术也在用我们；面对知识和技术更新，如果我们继续沉溺其间，浑浑噩噩，不能自拔，就将成为技术的奴隶。汉娜·皮特金认为，人类的思想塑造了他们的表现，他们的行动及行为方式取决于它们如何看待自己和世界。处此纷繁芜杂的情境，为了在根本上澄清某些认识，我们不由重新反思关于知识的原初问题：知识何为？知识人何以自处？

　　学术研究当然要创造新知，然而，其最根本的或许还是面向世界本身。至少，对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它真正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心灵，关注心灵相信过什么、思考过什么、感受过什么。知识创造也应该是指向人的心灵，增进人类福祉，促进人的解放，而非其奴役与异化。

　　学术研究初衷应在探索未知，而非追求绩效。然而，对效率的无度追求，往往使非功利的知识探索变为功利的角逐，遗忘了学术的初心。世间有很多东西是难以衡量的，更是难以用数字测度的。梅贻琦提出：“学术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亦有学者直言：“学术是要被判断，而不是用作统计的。”对知识数量和效率的追逐，应让位于对其质量、生命价值和社会意义的追求。在全球性的市场化时代，知识生产不可能回避市场因素，但知识系统毕竟不等于经济领域，不能完全移植其逻辑和法则，用市场原教旨主义来规训知识系统。知识本身有道义责任、有社会政治属性，这也在本质上决定了知识人的独特性，正是这些属性使知识人“成为独一无二的个人”。

　　知识问题绝不只是孤立的学术问题，而是复杂的社会系统问题。夏平和谢弗认为：“知识问题的解决方案也是社会秩序文化的解决方案。”知识贫乏，或意味着人类的黯淡未来；但知识增长效率的无度，也未必是人类之福。为使人类拥有更友善的智识生活和更美好的未来，我们有必要对现行知识系统进行深刻反思和切实矫治。

　　如今，知识共同体需要认清现实，积极介入公共议题，重新开展创造性工作，重建元气淋漓、富含生命质感的高品质知识体系，创造更从容的学术生态。人类不仅需要有良好的知识，而且需要有良善的社会生态和友善的智识环境，需要创造友善的知识，服务于善政、善治。

　　问题是，今人如何才能突出重围、实现知识的由智转善？这就需要以人为本，重新定义知识。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并且是最终的目的。人们不仅仅要继续推进知识生产，提高其质量和友善度，更要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为此，我们需要科学认识什么是人的知识。所谓人的知识，应该源于人、反映人、服务于人，既有科学性，也有人本性。它应该拥有生命质感，而非器物的冷硬。它应该能实现人文与科技的和谐交融，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平衡、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

　　对个体而言，应更清醒、更敬畏学术的本质，更多些耐心。“写作，毋宁多一点，发表，不如少一点”。或许，这才是学术之常态，才更接近智识之道。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建国初党中央创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的战略智慧研究”（BOA180049）、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面向2035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发展战略研究”（18JZD05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