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新时代，我们需要推动原创性新思想、新理论的产生，而语言最能够深刻、全面、系统地完成这一新时代极其光荣的历史性伟大使命。

　　语言：人类思想与实践的深刻象征

　　迄今为止，地表层面所发现的一切生命种类中，人是最富于智慧品格的，这种超越其他动物的智慧品格明确而系统地体现在人的音、形、义统一体的“语言”中。探索源头，“表达欲”构成了人的成长史上的强大“源动力”。恩格斯早就直截了当地指出，处在蒙昧时代即低级阶段的人类，“以果实、坚果、根作为食物；音节清晰的语言的产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直到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出现“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从而使文字成为人类社会“过渡到文明时代”的一种显性标志。从音节到象形、从语音到符号，这就是文明最早的演绎过程，浓缩了人类早期文明进化的曲折历史。可以说，语言文字的进化是人的思想与实践发展的主要结晶和象征，它与人的成长形影相随。

　　“语言”是人类文明的标志，“语言”及其起源不仅仅与人类诞生息息相关，而且与人类自身的成长与发展存在着深层次的逻辑关系。人类蒙昧时期，苍茫世界一片混沌，唯有语符指称的介入，方才“唤醒”万有之世。“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种“有”与“无”、“名”与“实”的哲学意义上的考辨，同样彰显出正是语符之“名”开启了人类文明先河这一精神实质。因此，人类文明进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语言化”的过程，人类在任何领域的进步，直接或间接都是“语言”的派生。

　　表达力：人类语言活动的主旨

　　20世纪后半叶，人类哲学研究发生重大转向：语用问题已经上升为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即所谓“语言转向”到“语用转向”。强调人类言语的动态和发展趋势，正是这种深刻“转向”的主要特征。那么，颇有神秘感的“语言”之后，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第一，语言孕育“言语”。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明确区分了“语言”与“言语”之别：“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一个分类的原则。”语言为个人提供“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而“言语却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言语活动是异质的”，作为“一种符号系统的语言”，却是同质的。索绪尔将个人的“言语行为”从社会公共符号系统的“语言行为”中剥离出来，这在世界语言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没有“语言”，就不可能实现“言语”；没有“言语”，“语言”就沦为客观化的对象或外在化的工具。任何一个主体生命，只有与言语行为真正血肉相连、唇齿相依，言语自身才能构成作为主体的人感性鲜活、理性缜密的独特的“存在形式”。

　　第二，言语旨在“表达”。言语包括输入性言语和输出性言语。输入性言语是主体生命通过语符和音符来认知外部世界的内向语用行为，输出性言语是主体生命运用语符和音符来表达一己思想观念与情感体验的外向语用行为。固然，两者密不可分、辩证统一，但输出性“表达”是言语逻辑链条中的主旨所在。就语言学最前沿的分支语用学而言，从某个特定的主体来看，置身语境中的人，其语用活动的展开无非包括输入“他者的表达”与输出“自我的表达”两部分。两种不同主体的“表达”由浅入深而循序推进人际互动和心灵交往，意义由此生成，价值得以实现。这里，就个人主体而言，言语就是基于理解和接受进而“表达”自身内在的欲望、情绪和利益诉求；就语境中的群体而言，言语就是表达主体与接受主体两相轮替的“表达”行为的交互展开，这种交互“表达”的深化和扩展就自然地构成了言语“交际”的逻辑周期。

　　第三，唯有“表达”才可能积淀并提升为语言“表达力”。“表达”依然仅仅只是言语展开过程中的一种输出性行为，而“表达力”则是通过口头或者书面的表达行为而在特定语境中所达到的启人思考、激励人心的积极效应或深切程度，甚至是在此基础上能够形成更有深刻性、创新性和审美感的语用品格。因此，与其说是“表达本位”，还不若说是“表达力本位”，由此才能精准找到提升“语言能力”的真正路径。“表达行为”在生命的早期就应该养成，唤醒表达的自觉意识、形成表达的日常习惯、强化表达的内在力量——这是教育乃至整个社会所应共同追求的一种境界，由此有助于促成新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景观。表达力效应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种“文化软实力”，它超越了一般的“表达行为”，能够产生新鲜生动、音韵感人、内涵饱满、逻辑严密等表达品格，有利于更好地弘扬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服务人民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成就，往往源于思想解放运动中的“新表达”“新话语”“新判断”。汉语的表达承载着我们对改革开放与创新文化的输出，诸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话语，实质上就是实现了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的改革新思维在国内与国际社会的辐射和传播，彰显出了当代汉语所表达的解决人类发展问题的“中国思维”，以及对世界文明所作出的“中国贡献”。因此，“表达力”就是特定时代背景下主体语言活动的主要目的所在。

　　表达力境界：释放新思想的潜能

　　思想是需要被表达出来的。表达力能够展现思想，不仅能够展现普通的思想，而且能够展现超越平凡、流传深远、影响广泛的新思想。思想与表达，两者互相依存、表里生辉、辩证统一。一定的思想内涵与相应的表达形式之间，达成了和谐相称的积极效应，就会形成表达力与思想力辩证统一的正能量。一般而言，高尚、深刻和卓越的思想力，往往存在于完美鲜活、严谨缜密的表达力之中。然而，我们也需要认识到，真正产生震撼力效应的外显的表达力，不是表达形式的分外亮丽或者表达内容的特殊伟美，而一定是崭新的思想内涵与完美的表达形式两者之间的统一——这才是表达力的最高境界。因此，真正的表达力，将会释放出新思想的巨大潜力及其广泛的感召力。

　　正如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的著名论断所阐述的那样：“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两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优质的汉语表达力，最后必然通往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大创造，并且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价值增长。培育洋溢着丰富美感的汉语表达力，使之持续趋向生动、勃发和理性的思想创造境界，这是中华文化兴旺繁荣的固本之举，也是新时代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的一条深具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研究”（18BYY06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