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一次相对集中和完整的表达，《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基本图景具有重要意义。就中国人而言，对于《宣言》的阅读、理解、接受和践行，首先得益于陈望道翻译《宣言》。今年是陈望道首译《宣言》100周年，《宣言》的翻译不仅为国人理解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基本的文本载体，更是在实践的意义上为中国的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现实方向。
重温《共产党宣言》首译的历史意蕴
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民族危亡之际，各种思潮在中国大地上暗流涌动，意图有效地介入中国的社会变革。“中国往何处去？”成为无数志士仁人共同面对的最大现实问题。1920年，陈望道首次翻译了《宣言》，这一创举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代表人物传播马克思主义、探索国家命运的艰难历程。陈望道在浙江金华老家的柴屋，通宵达旦、废寝忘食翻译《宣言》，至今还流传着“真理的味道有点甜”的故事。《宣言》所揭示的真理，即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一般描述和对现代社会的基本诊断，为我们理解身处于其中的世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相对封闭落后的国家，与《宣言》所描述的现代社会还相差甚远。《宣言》通过对世界历史和现代社会的描述，以理论的方式让我们先行体会到了现代社会的一般特征及其存在的基本问题，为反思中国社会现状并探索新的社会形态和新的文明类型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现实方向。
因此，陈望道首译《宣言》对于中国的社会变革而言，堪称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为我们提供了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把钥匙。《宣言》翻译一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成立。可以说，《宣言》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初的也是最根本的理论资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党和思想建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障。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宣言》首译及其所带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既是一个理论事件，也是一个现实行动。一方面，它积极介入并参与当时诸多“主义”和思潮的理论斗争，另一方面，它又以理论的方式参与到了对现实的理解和改造之中。
注重《共产党宣言》的时代价值
《宣言》首译百年，我们不仅要阐明其所带来的现实效应，同时还应更加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理解，以寻求其中所蕴含的超越具体内容的普遍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的德文版序言中曾经说到，“随时随地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就当代中国的社会存在而言，《宣言》的时代价值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阐释：一方面是方法论上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另一方面是在实践上如何更好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首先，《宣言》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建构的方法论启示在于告别“拿来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致力于以社会存在为基础的理论建构，这尤其体现在对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批判“德国的社会主义”直接照搬法国的社会主义文献，批判其忘记一件事情，即“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这意味着“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否认法国理论的价值，关键问题在于“直接实践”。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直接实践”这种“拿来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做法是不可行的，核心环节在于要实现理论的“转化”，在于要与社会存在形成有效的结合。而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来说，这个“转化”与“结合”的重要前提表现为立足于社会存在的理论创新和思想解放。
理论创新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就说到，“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这其实就是在方法论上讲清楚要跳出“教条主义”。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反对“教条主义”，倡导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具体实践，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正是理论创新所带来的理论突破，为探索社会发展之路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野，成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造就了中国独特的社会存在与话语体系，同时也造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成为中国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解放思想就是要跳出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传统模式。只有新的思想能够看到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存在，或者说，新的思想能够“理解”新的现象和社会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与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的，这个过程的核心就在于我们不断地通过解放思想而接纳新的事物。如建设经济特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设立自贸区等，这些新事物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就今天而言，解放思想更多时候体现为自我革命的勇气。要解放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跳出“教条主义”，从各种已有的规定中再度解放出来，从各种已经取得的成就中再度解放出来，从各种已经形成的顽固思维观念中再度解放出来。只有不断地解放思想，我们才能发现和接纳社会中的新现象，并且将这种新现象塑造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一个环节或者契机。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对各种“社会主义”的批判，为我们今天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现实参考。社会主义是一个现代论题，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的说法，其一定是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替代性方案。当今中国，在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历程之后，社会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社会存在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社会主义的讨论也要立足于今天的“社会生活条件”，不能只停留于过往，更不能抽调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来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与世界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个“结合”的过程就是不断地以现有的基础和条件来探索社会主义在中国得以有效实现的路径。因此，对于社会主义的讨论，要像《宣言》中对各种“社会主义”的批判一样，不能有时停留于过去的价值观，有时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有时幻想着“拿来主义”的便捷。这些讨论方式都脱离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社会存在的基础地位。
纵观《宣言》在中国传播的百年历程，中国的社会存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当前，对于《宣言》首译百年的最好纪念，就是要在《宣言》中寻求理解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并立足当代中国的社会存在，使其更好地服务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进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