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制造2025”这一行动纲领被正式提出并实施以来，作为世界制造大国的中国正紧抓机遇、全力赶超，以期迈入制造强国的行列。而成为制造强国，需要在先进制造技术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拥有一批全球顶级制造品牌。掌握技术、提高品质、拥有品牌，归根结底在于人，在于人的能力和素质。没有全球顶尖的技术人才，没有潜心创业的企业家和产业工人，就不可能有世界一流的企业和制造品牌，也就不可能成为世界制造强国。

　　社会发展的历史和成就深刻昭示，人在社会活动中起着决定性、关键性的作用。同时，由于人具有丰富思想和价值取向，其活动都必须遵循一系列的规则和秩序。人们会根据境况、机会的变化调整其行为，从而使其利益最大化。规则和秩序之所以能存在，并不是因为它能让系统中的全部元素各归其位，而是因为它能催生出有别于其他环境下的新力量、新动力。所以，规则和秩序是维系社会存在、实现特定目标的关键因素。从宏观层面来看，这些规则、秩序可以通称为制度。人是制度的创造者，又在制度的架构下活动，是制度的执行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靠我们在国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靠高素质干部队伍。我们要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我国正全面推进制造强国战略，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激发广大民众的热情。而在这一过程中，应当深刻认识制度的重要力量，突出创新驱动，优化政策环境，发挥制度优势，真正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建立有效的制度，需要创造尊重工匠、尊重劳动者的文化环境。文化是人们观念、思想、意识等精神范畴的集合。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行为方式、制度设计、日常生活都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创造了文化，文化又反过来教化人、塑造人、改造人，引导社会健康稳定发展。建设制造强国，离不开千千万万的劳动者，需要为其营造一个各施其能、各展所长的良好氛围。这就要求赋予劳动者应有的社会地位，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的社会风尚；通过幼儿启蒙、家庭示范、学校教育、社会帮助、公众舆论等手段，引导民众树立正确的劳动观、价值观，形成以崇尚劳动、崇尚技术为核心的价值认同，营造宽容开放的创新环境。

　　建立有效的制度，需要激发科学家、劳动者的生产热情和创新潜能。倡导工匠精神，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首先应当给予其成长的土壤，而这一切都有赖于相应的制度保障。例如，通过住房、医疗、教育、培训、养老等制度保障，使所有劳动者能安居乐业，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通过合理的薪酬、激励制度，不断壮大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提升劳动者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进而转化为真正的工匠精神和企业家精神。

　　建立有效的制度，需要吸引全球一流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建设制造强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汇聚八方英才。合理的制度保障能够使社会目标变得更为清晰，也使人的行为变得更有预见性。这就要求发挥制度的力量，在建设制造强国的进程中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例如，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完善科技合作协议、成果专利制度、发明奖励制度等，为人才利用营造良好环境；不断破解体制内外人才流动的障碍，推动人才结构、人才培育和人才吸纳制度的国际化，更好释放各类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力。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高速公路、铁路、港口、隧道、电网、水利建设等规模居世界第一，在高速铁路、超导材料、载人航天、卫星导航、量子通信技术等先进技术领域也独步全球。从国家发展层面来看，我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如此辉煌的伟业，其原因在于有效整合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历程深刻昭示，唯有顺应时代潮流、响应群众呼声的指导思想和制度环境，才能确保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建设制造强国是国家之大事、民族之大业，需要群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顶层的设计，需要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制度氛围，充分发挥政策制度的激励作用。

　　在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人类始终没有停止过对客观现象、事物规律的判断和认识。长期的认识实践及对认识本身的研究，形成了不同的认识论。科学的认识论旨在反映客观现象的本质，揭示人类社会形成、发展的普遍规律，使人们的认识符合或不断地接近客观实际。建设制造强国需要坚持科学的认识论，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要求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技术、品质背后人的因素，认识到人背后的制度影响，认识到只有建立符合客观现实和人民意愿的制度，充分发挥其优越性，才能激发全体劳动者投身劳动、爱岗敬业、创新求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为建设制造强国贡献自身力量。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建设制造强国的行动路径研究”（7167329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