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自觉与传统。改革开放后，这一传统发展成为浩大的时代潮流。我们张开臂膀热情拥抱世界，如饥似渴地学习、吸收国外的科学技术与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我们在不少领域已经从世界先进水平的“追赶者”变成了“伴跑者”甚至是“领跑者”。就哲学社会科学而言，中国学术界已经逐渐消除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代差”，成为其“同时代人”。学术著作的译介最能说明这个问题：20世纪八九十年代，19世纪及以前的西方学术名著是译介的重点；现在欧美新书刚刚上市，其版权就可能已经被中国出版机构购买，中文译本往往很快就会出现在中国读者的案头。例如，《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21世纪资本论》《第四次工业革命》等著作就做到了中国与西方同步热销。

　　作为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伴跑者”、“同时代人”，必须看到，中国学者还没有完全适应自己的新位置，甚至不时暴露出一些不合宜、不自信甚至不正确的看法与做法。

　　一是盲目追逐当代西方最新学术潮流、学术著作、学术新人。学术贵新，但值得珍视的应当是创新之新而非新异之新。过去我们是“追赶者”，有足够的时间距离来鉴别、筛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能够较好地做到披沙拣金、去莠存良。如今，面对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给的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大市场，我们容易失去可以直接袭用的鉴别标准，往往只能“跟着感觉走”。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雄厚，我们容易迸发“爆买”的热情，力图引进、消化所见所知的所有新潮流、新著作、新学人。

　　二是盲目崇拜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崇洋媚外，甚至挟洋自重。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理论表达。中国依旧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这是我们仍然需要学习、借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原因。学习、借鉴不等于盲目崇拜，但令人遗憾的是，自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政治学理论，成为部分中国学者盲目崇拜的对象，仿佛不遵循西方理论，中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就会出问题，甚至会崩溃。近期国内经济学界围绕产业政策发生激烈争论，这一争论之所以会爆发，根源就在于有些经济学家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教条奉为圭臬，以此臧否中国的伟大经济实践。

　　三是照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分析、解释中国问题，食洋不化。哲学社会科学是普遍的。与自然科学的普遍性不同，哲学社会科学的普遍性总是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例如，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分析欧洲特别是西欧的社会历史发展，创立了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但是，这种普遍规律具有鲜明的西欧特征，不能无条件地适用于非西欧的民族、国家和地区。新世纪以来，洋教条主义有蔓延之势。不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研究本土问题时，自觉不自觉地照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屡屡得出一些受到西方追捧的“新观点”，其实缺乏真正的学术价值。

　　中国学者究竟应当如何正确对待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资源？

　　第一，我们要不忘初心，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学习、借鉴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资源。面对纷繁芜杂、众声喧哗的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有些学者会踯躅不前、言行失当？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疏远乃至遗忘了自己的初心，不再能清醒地知道我们学习、借鉴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目的何在。在体育比赛中，运动员之所以苦苦追赶、伴跑，就是为了超越、领跑，创造自己的辉煌。同样，我们学习、借鉴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资源，是为了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创造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前者是我们的手段，后者才是我们的目的和初心所在。正如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只要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能以开放而又不丧失自我的方式对待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资源。

　　第二，我们要树立学术自信，以平等的对话者身份对待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资源。为什么我们会盲目崇拜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说到底是因为我们缺乏自信，以为自己还是当年的“追赶者”。殊不知，今日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已非昨日之阿蒙。中国学者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渐成为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平等对话者。当我们站起来平视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就不难发现：第一，与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发展趋势相一致，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最繁荣、最鼎盛的发展阶段已经终结，正在进入一种生命力、创造力日益衰退的下降通道；第二，由于历史的惯性，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还保持着数量上的繁荣，就像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化时期一样，思想生产者数量的增加与伟大思想和思想家的匮乏并存，这是西方历史上又一个繁荣的贫乏时代；第三，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对时代、对人民的影响力不断下降，日益萎缩成一种象牙塔内的自娱自乐，近年来民粹主义在西方的泛滥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表征；第四，越来越多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放下偏见与傲慢，开始正视中国实践、中国道路，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世纪”已经率先从西方起步。总之，中国学者只要牢固树立起学术自信，就能在面对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资源时保持平常心，有所取亦有所不取，有所为亦有所不为。

　　第三，我们要坚持以中国问题为导向，推动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资源的创新性运用与创造性转化。“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我们学习、借鉴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资源，说到底不是拿来“看”而是拿来“用”的，据以分析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资源究竟好不好、灵不灵，口说无凭，把它们放到中国语境中，看看它们能否有效分析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结论自然可以水落石出。因此，只要我们坚持洋为中用，推动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资源与中国实践、中国问题相结合，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我们就不仅能够促进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资源的创新性运用与创造性转化，而且能够加速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辉煌发展。

　　第四，我们要有战斗的勇气，敢于挑战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偏见。在当代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的尊严需要以实际行动来捍卫，而不仅仅是讲出来的，学术领域也是如此。当今世界，已经没有哪一个国家敢于怀疑中国的硬实力，我们已经彻底解决了“挨打”和“挨饿”的问题。但在学术软实力上，我们依旧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经常遭遇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偏见和霸权，时常“挨骂”。我们需要谦虚谨慎地学习、借鉴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资源，但绝不能接受西方意识形态居高临下的学理说教。这个问题如何破解？一方面，“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需要建构有说服力、影响力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有战斗勇气，敢于并且善于挑战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偏见和霸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挨骂”的问题。届时，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然屹立在世界学术舞台的东方。

　　（本文系马工程重大课题“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MZD02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