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技术创新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引起了国内学术界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关注。回顾近年来国内有关马克思主义技术创新议题的研究，大体采取了如下路径：或从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一般原理出发深入探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或关注技术创新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或从马克思技术创新理论中探索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就业问题；或关注技术创新面临的利润激励与社会正义之间的矛盾关系等。以技术创新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技术二重性思想的时代张力，同时也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代化与理论化的重要路径。在此基础上，基于《资本论》技术二重性思想，进行与数字技术发展相伴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等一系列变革问题的研究，无疑是我们深入探究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维度，也是立足数字经济时代探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路径的重要理论基础，为我们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总结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资本论》的理论张力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重要支撑。数字经济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作为核心驱动力，渗透进工、农业生产以及服务业劳动中，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为高质量发展带来红利优势。但数字技术在创新和应用过程中不仅会影响生产力，同时也会带来社会生产关系以及经济活动的全面渗透和变革。
在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与有关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形成鲜明对比。一些研究者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产业组织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现代产权理论等为基础，尝试构建数字经济理论体系框架。然而，身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中的中国学者，在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时，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些西方经济理论的产生背景与中国经济实践道路的差异问题。实践证明，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应该寄希望于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的中国经济学。
事实上，数字技术的应用及其推动下的数字经济发展对社会产生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印证了《资本论》技术二重性思想的时代张力。为此，我们不妨以数字经济带来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经济活动的全面变革为视角，回到《资本论》技术二重性思想中，深入探究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背景的技术二重性思想究竟蕴含了怎样的理论张力，并且从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经验中，探索马克思技术二重性思想中国化、当代化应用的必要性和可能路径。
技术的自然与社会二重属性重释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除了提及“技术”概念之外，更多地是通过论述工具、机器、大工业生产等概念，表达了他对“技术”相关问题的思考。纵览《资本论》及其手稿，辩证法自始至终贯穿于马克思对技术因素的论述中。文本梳理发现，马克思是从技术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对立统一来理解技术发展及其作用。技术的自然属性是技术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即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物质产品的方法、技能和手段的总和；技术的社会属性是指技术必须满足社会需求以及发展受社会条件制约的特性。
从技术的自然属性看，技术应用的作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技术作为一种生产力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劳动力解放作出贡献，这一点集中彰显于《资本论》有关机器和大工业发展问题的讨论中。首先，技术的发展能够产生或推动一个新的领域。在论述“分工和工场手工业”问题时，马克思就明确指出，“机器在十七世纪的间或应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为当时的大数学家们创立现代力学提供了实际的支点和刺激”。其次，技术创新是降低成本的关键。“象其他一切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方法一样，机器是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缩短工人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不仅如此，技术革命还会“使某个资本家的生产资本贬值”。再次，技术变革会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
技术的自然属性还表现在技术发展不可避免地对社会生产方式产生的影响。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曾指出，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推动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同时又引起了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机器和大工业”时也指出，“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技术的变迁从而在此基础上的工具、机器等劳动资料的相应改进，必然会使社会关系发生改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从技术的社会属性看，技术的研发、评价及使用的每一个环节都与特定社会形态下的价值观及制度环境密切相关。技术为谁所用决定了技术是否存在异化及异化程度的大小。马克思以机器作为技术发展的历史阶段性代表，指出机器的使用无疑可以缩短工人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但同时也意味着工人为资本家无偿提供劳动力的工作日部分的延长，也就是说，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使技术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
技术的发展会不断推动社会内部分工的变革，推动生产要素和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流动，这是由技术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与此同时，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使这种变革中的工人“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不断被夺走”。“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属性和“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使工人生活面临威胁”之间的矛盾通过“工人阶级的不断牺牲、劳动力的无限度的浪费和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洗劫而放纵地表现出来”。
技术的应用是就技术的自然属性而言，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是就技术的社会属性而言。对此，马克思给予了明确区分，并指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正是从技术具有社会属性这一维度出发，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
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把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金钱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了技术的飞跃式发展，同时也使技术异化问题凸显。技术的社会属性决定着技术异化的人为性和可控性。既然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是技术异化的根源，那么变革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及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就是消除技术异化的根本路径。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机器的作用范围将和在资产阶级社会完全不同”；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也指出，“在一个组织得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所有这些改进都只会受到欢迎”。技术自身的发展并不能消解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带来的社会分化、生态恶化等一系列问题，要消除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带来的一些不良后果，必须通过社会制度的变革使技术得到合理应用。马克思前瞻性地指出，“建立高级得多、发达得多的公共占有形式，它远不会成为生产的障碍，相反地将第一次使生产摆脱桎梏，并且将现代化学上的发现和机械上的发明在生产中得到充分的利用”，“只有在共产主义关系下，工艺学上已经达到的真理方能在实践中实现……”这就为我们从《资本论》技术二重性思想审视数字技术的应用及其推动下的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思路。
防治数字技术异化
我国已经步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数字技术本身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先进性不容否定，但同时“数字鸿沟”“平台垄断”等现象也凸显了数字技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的应用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资本论》技术二重性思想以及马克思关于如何消除技术异化的设想，仍然是指导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马克思对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消极的方面”展开了深入批判，对技术的共产主义应用能避免技术应用的“消极方面”并且能使其“积极方面”得以充分发挥给予了论证。在数字经济赋能各行各业有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我国要加快数字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要前瞻性地防治数字技术异化现象。
一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应用的制度优势。我国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就意味着资本与数据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同时也意味着我国具备破解数字资本主义风险的制度优势。现阶段，一方面要坚定地支持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激发数字经济发展活力，促进各类产业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必须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与数字技术的结合方式，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保证数字技术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得以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价值共享，从而消解技术异化及其潜在风险。
作为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最为关键的生产要素，数据在数字资本主义形态下会通过平台垄断、数字鸿沟等造成信息落差及贫富进一步两极分化的趋势；而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致力于解决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数字经济时代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发展的机会平等，保障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平等，为进一步弥合数字鸿沟奠定基础。
二要强调数字技术应用要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资本论》技术二重性思想表明，技术的应用可以解放劳动，而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却导致劳动者贫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数字技术的应用显著降低了劳动者体力劳动强度，然而在我们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也必须充分关注数字技术的资本偏向型特征带来的“创造性破坏”。数字技术与资本的广泛结合容易引发就业替代、结构性失业等负面效应，继而使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收入分配问题成为亟须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我国当前应继续完善制度供给，减少数字技术对就业市场的冲击。同时，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完善再就业培训和指导，优化劳动力技能结构，以适应数字经济催生出的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对新型劳动力的需求，让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三要加快完善数字技术应用的相关法律法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是发展的利器，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要前瞻研判科技发展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伦理审查规则及监管框架。要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科技向善不能只靠伦理道德约束，尤其是在数字经济全球性发展趋势下，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影响广泛存在的情况下，我国必须前瞻性地进行数字经济基础制度建设以规制数字资本。数字资本是资本与数据紧密结合形成的一种新资本形态。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已快速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等各环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完善数据产权制度、交易制度以及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治理制度，才能有效避免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数据生产要素私有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数字乡村建设驱动城乡共同富裕的机制、效应与路径研究”（22AJY02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