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元旦，以中、苏、美、英为首的26个反法西斯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那么，日本在深陷侵华战争泥潭时，为何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除了总体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外，在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下，日本军政高层对直接打开侵华困局缺乏信心，因而孤注一掷，妄图通过发动新的军事冒险以摆脱困局，这是影响其“南进”决策的重要因素。
中国战场牵制日军主力
中国抗战牵制了日本“南进”的力量，使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深陷战争泥潭而无法自拔。1939年秋之后，日本国内经济情况窘迫，国力日渐衰敝，急于从侵华战争中脱身。但日军参谋本部哀叹，各种政治、经济、谋略等手段均无果而终，武力进攻更是被证明并无出路，日军在中国战场已陷入僵局。天皇裕仁表示，即便只是维持在华战略态势，也不得不担忧日本财政能否坚持。而欧洲形势的巨变，使日军寄希望于借助外力打开侵华困局。1940年6月，德国以闪电战击败英法联军，日军一改原本要在中国战场进行收缩的悲观预期，认为国际形势的变化将促使日本侵华出现新局面。7月27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通过《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将侵华战争置于国际格局中通盘考虑，把“南进”与“处理中国事变”并列为日本的国家目标，要求通过“南进”来彻底封锁、孤立中国。1941年夏，这一趋势加速，中共中央敏锐地作出判断：“日本对南进采取更为冒险的政策”。
日本当局将切断抗战外援视为促使中国投降的重要手段。日本参谋本部认为，在军事上，日军已将华北、华中、华南的战略、政治要地均纳入手中；在政治上，也穷尽了一切诱降办法。但是，仍然看不到从战争中脱身的希望，所余手段只有切断作为中国抗战命脉的对外联络通道。日本陆海军形成共识，认为中国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的重要原因是依赖第三国援助。因此，要彻底切断对华外援。但这仅凭在中国的作战无法实现，需要“南进”来进一步扩张。时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田中新一回忆，当时参谋本部普遍的心态是，认为直接从中国战场脱身已无希望，于是都将目光转向“南方”，来侵占“呈现无主化倾向的英、法、荷殖民地”，从而完全切断英美对华援助。参谋总长杉山元向裕仁承认，日军在中国战场会越来越困难，陷入越来越难以脱身的窘况，因此需要“南进”从外部打开局面。
日本当局认为，若无法从中国战场脱身，只能进行持久消耗战，那就需要掠夺东南亚来弥补日本的资源缺口。近卫文麿内阁提出要设立“东亚经济自给圈”，即后来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大本营对此从作战角度解释，要“以日满华为骨干，统合印度以东，澳洲、新西兰以北的南洋地区，确立自给的态势”，这样在“不得不进行长期战争之际，也能万无一失”。日本海军质疑，陆军给人以完成侵华战争就必须要“南进”的印象，使“南进”问题与中国战场相捆绑，但也承认以“南进”来控制资源是进行长期的持久战争不可或缺的条件。参谋本部向中国派遣军表示，“南进”的决策充分考虑到了中国战场的需求，其重要目的在于取得所需的战争物资。
1940年9月，日、德、意三个法西斯国家结成轴心同盟。此后，日本军政高层将“南进”与侵华战争相联系，进行整体讨论。11月初，日本大本营将“南进”确定为“解决中国事变所剩下的最重要的手段”。11月13日，日本召开御前会议，“为完成中国事变的处理，考虑以对南方施策为重点来转变战略态势”。外相松冈洋右宣称，“南进”才能让“中国事变得到真正的解决”，外务省记录“只着眼中日两国是不可能解决事变的，如今已是常识”。
日军孤注一掷扩大侵略战争
日军“南进”的选择，是德国暂时战胜与日本侵华陷入困局双重影响下的决策。法国投降、英国与苏联战局不利的国际形势，刺激了日军进一步扩张的野心，而中国抗战的韧性，使日军对从中国战场脱身缺乏信心，不得不寻求投机于其他方面，押注“南进”所产生的国际变局。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强调，切断援华通道，接收在华租界，是促使国民政府屈服的最有效适当的措施。“南进”并不意味着中国战场在日军战略中的地位明显下降，杉山元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许诺，在“南进”的同时，仍以进行侵华战争为“第一要务”，即便不得已对美开战，也不会抽出中国派遣军的兵力。
日本“南进”前夕，在积累国力备战的同时，仍然积极在华加大投入，发动进攻作战。日军于1941年春夏发起了一系列作战，包括豫南作战、陵川作战、击灭第15军作战、中原会战、冀东作战、冀中北部作战、苏北作战、淮南作战、锦江作战、太湖西方作战、浙东作战、江北作战、切断香韶路作战、芦苞作战、封锁雷州方面作战、封锁汕尾方面作战、封锁甲子附近作战、福州作战、东江作战等。日军在为“南进”而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的同时，也调入了部分部队，仍将陆军主力置于中国战场，其中关内战场日军仍达24个师团。杉山元向天皇裕仁保证，会在“南进”的同时，保持中国战线不变。1942年2月，大本营又选择了6个独立混成旅团扩编成师团，增加了侵华兵力。
日军寄重大期望于“南进”对中国战场的影响。日军分析国民政府会在战争初期暂时受到鼓舞，坚定长期抗战的决心，但随着日军作战的进展，来自列强和华侨的外援断绝，将使国民政府财政受到重创，国共摩擦激化，甚至引发统一战线的分裂。东条英机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将只得到精神上的激励，而实际支撑抗战的基础会被削弱，日军可以切断东南亚的援华通道，并占领上海、香港等地租界，阻止抗战阵营获取物资，而日本的战争能力则将通过获取东南亚资源而充实，对进行侵华持久作战有重要意义。
日军偷袭珍珠港后，中共中央对形势作出了审慎判断。当时国民党内蔓延着盲目乐观情绪，而中共中央判断形势并指示：“在太平洋战争的初期，形势是有利于日本的”，“英、美、荷可能受到一些挫折，日本可能取得一些战争资源，滇缅路可能被切断，太平洋战争一般的说是长期战争，日本闪击速胜是不可能的，而英美要反攻战胜日本亦非短期的事，国民党现时的兴高采烈，到那时悲观情绪又将发生”。
考察当时日军的战略，“南进”并不意味着中国战场在其决策中的地位明显降低。田中新一计划，东南亚的战事告一段落时，如果日苏没有开战，就把“南进”的军队调回中国战场，发起大规模进攻。日本大本营要求，在太平洋战争暂告一段落后，在对中、英、美、苏各国的战略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对华“彻底地使用武力”，准备以切断中国对外交通为契机，寻求施压国民政府使其投降。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决议要求，利用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战果”，结合加强对华直接施压，来促成国民政府的屈服。日军以为随着英美遭遇失利，日军占领新加坡、缅甸之后，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将会产生动摇。
日本侵略者失去战场主动权
日军在东南亚取得进展的同时，国民政府不仅并未求和，而且派遣远征军远赴缅甸，协助盟军抵御日军。畑俊六感叹，中国不仅不准备屈服，相反抗战意志更加坚定，东京方面表现得过于急躁了。在这种情况下，天皇裕仁催促日军，设法发起积极进攻，寻求从中国战场脱身。日军准备在封锁滇缅路后的数月，待封锁效果充分发挥，便采取武力进攻，同时配合政治诱降和分化，迫使国民政府投降。
在“南进”陆上作战目标基本达成后，日军准备把进攻重点转回中国战场，以直接的军事进攻打击中国抗战。1942年4月1日，参谋本部作战部制定《对重庆战争指导纲要》，提出要趁中国与其他盟国在战略上高度绑定之前，从速发动进攻寻求结束战争，担忧错过这一时机，中日战争的结果就只能依赖世界战争的结果而定。4月9日，杉山元向天皇裕仁上奏，表示东南亚占领区已经初步平定，可以取得日本所需物资，为进行持久战打下坚实基础。日本陆军将资源与兵力转向中国战场，计划发动新的进攻作战，投入超过30万兵力，攻占西安、成都、重庆等地，即所谓“五号作战”。参谋本部提出如中国继续抵抗，便以大陆为主战场持续进攻，甚至进而进攻印度、西亚，打通印度洋方向的交通，从而与德意军队会师。杉山元表示，不会重蹈之前的覆辙，会特别注意不能轻视中国方面的抵抗能力，向中国战场增加兵力。
1942年6月，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战役遭遇惨败。8月，美军发动瓜岛战役，牵制消耗了日本陆军大量兵力。在太平洋战局陷入困境之际，田中新一仍坚持要将作战重点置于中国战场，发动对西安、重庆的进攻，因为“决定战争最终结果的力量，果然还是在于征服中国大陆”，“征服中国大陆，也会对印度及西亚产生重大影响”。但9月后，在美军猛攻之下，日军在瓜岛的防御无法维持，其太平洋防线出现漏洞，只能紧急将资源向太平洋战场集中，并从中国战场调用兵力，导致其战略意图无法按计划实施。日军在战争末期，为挽救败局而集中资源于太平洋战场，这已是失去战场主动权情况下的被动选择了。
考察日军“南进”战略与侵华战略之间关系的演变，可以对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有更为清晰的认识。侵华困局是日本“南进”的重要背景，中国抗战的韧性，使日本当局对直接进攻缺乏信心，而将打破侵华困局的希望寄托于发起“南进”，以改变侵华战争的外部格局。日军在“南进”目标初步达成后，由于中国继续坚持抗战，又准备将作战重点回归中国战场，充分展示了中国战场的重要性。虽然日军“南进”与侵华在不同战略阶段有顺序之分，但中国战场始终处于重要地位。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意义，远不止于牵制日军兵力而已。中国抗战打破了日军的原本预期，使其战略始终处于被动调整的混乱之中，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