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来到世间，创造出劳动时间的管理制度即工作日（working day），以聚焦对劳动的精密控制。故工作日是现代世界的劳动时间，与资本制度密切关联。工作日的资本化是资本主义机制的重要机制，以精准化的劳动时间重塑人类生存的现实空间，以合理性形式全面整合社会秩序与社会关系。工作日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协同推进，使得工作日成为劳动者集体化生产的标准劳动时间。我们可以描绘现代工作日的生产场景：工业生产以车间、机器、分工与产品的流水线等形态，大量虹吸传统社会的劳动者，使后者不断适应现代生产模式，形成工人组织有序、机器运转轰鸣、劳动节奏加速、商品生产扩张的生产新场景。

　　《资本论》系统批判过工作日，以此揭开资本运行机制，为超越与消灭资本提供现实抓手。正如马克思1866年2月10日致信恩格斯所言，“我对《工作日》一节作了历史的扩展，这超出了我原来的计划”，这凸显出工作日批判在马克思资本批判中的核心位置。究其原因， 与其他思想家们忽视工作日不同，马克思直接以工作日批判全面展现劳资对峙的社会场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资本剥削机制联动、工人生命时间物化、劳动生产系统联合与社会对抗革命运动等内容，以真正破解现代性世界的劳动时间之异化难题。

　　工作日的理论视域 

　　工作日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隐匿议题，深嵌在众多理论反思之中。

　　一是古典经济学认为，工作日是资本生产的合理性机制，是财富创造的时间自由。如亚当·斯密认为，工作日是劳动与资本之间平等、自由交往的重要标识。工作日是以工资作为交易原则，彰显出劳资之间的平等关系与自由交换，决定于两者友好的经济性商谈，“劳动者的普通工资，到处都取决于劳资双方所订的契约”。但问题在于，斯密并未真正理解，在资本逻辑的统摄下，工作日的工资只是体现为资本让渡部分剩余价值，以满足工人群体生存，以维持剥削的持续性。至于工作日的时间长度、工资内容与剥削性质等，斯密由于经济学立场则是绕开不谈。故当面向超长工作日时，斯密并未谴责，而是认为只是保障工人生存就好。以致于迈克尔·佩罗曼认为，斯密等人只是论证工作日强制建立现代资本剥削制度的合理性，“在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乌托邦中，穷人在醒着的每一时刻都在工作”，但他们却视而不见。

　　二是激进哲学认为，工作日是改造劳资平等的重要内容，是改良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抓手。他们以工作日作为社会改良内容，使得资本生产关系永恒化的同时，企图以暴力形式取消资本剥削手段如商品、货币等，如经济激进主义改革。蒲鲁东主义提出无息信贷、银行改革与“发放小时券”等措施，正如马克思批判达里蒙，达里蒙主义者不理解货币与商品之间的本质关系，因为“小时券和一切商品相反，代表一个观念上的劳动时间”。无政府主义的激进超越，他们意在消解政府的权力干预，使得工作日成为自由交往的前提，实现公正平等的工资收入，摧毁与工作日相关的国家形式。巴枯宁认为“必须摧毁一切，而特别是和首先是摧毁财产和它的必不可免的后果——国家”。互助主义的浪漫反思，他们认为工作日可以成为互助形式，但只要消解工作日的竞争机制。比较典型的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意在消解竞争保全互惠互利的帮扶，“不论是在动物界还是人类中，竞争都不是规律”，等等。

　　但问题在于，这些理论思考，由于没有上升至对现代资本的批判高度，那么这些反思仅仅停留于工作日优化资本生产的实证论证与理论证实。包括斯密、蒲鲁东等由于阶级立场与思想立场，并未真正面向现代资本问题，那么容易得出工作日是有利于社会财富增长、优化阶级利益、改善阶级对峙等结论。

　　工作日的研究场域 

　　只有马克思才真正对现代工作日展开最彻底批判。首先什么是工作日？经济学家很容易混淆工作日与工资日，以致于西尼尔提出要“缩短最后一小时”，以消除资本剥削的天真论断。那么，什么是工作日？工作日是资本将劳动力商品作为“质料因”，不断吸附与占有后者的生命时间，将之转化为剩余价值的时间过程。这种时间过程是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的总和。

　　工作日通过两个基本途径实现资本增殖：一是工作日的时间逻辑，绝对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以获取绝对剩余价值，故资本“唯一关心的是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二是工作日的技术逻辑，它以科技手段与管理机制，突破工作日的社会界限与工人的生理界限，目的在于通过限制工人的生命时间，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最大程度释放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时间，为资本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故，工作日形成一个奇特且残酷的社会现象：资产阶级能够自由支配社会生产时间，保障本阶级的自由发展时间。究其原因，“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阶级享有自由时间，是由于群众的全部生活时间都转化为劳动时间了”。与之对立，无产阶级由于工作日而日趋苦难化，高度服从于资本增殖逻辑的时间设计与技术手段。总之，他们的身体命运与生存时间，随着机器大工业的自动生产进程，日益被资本精准控制：生命时间被高度抽象为可以计量的机器生产时间，被吸附至资本剥削的社会机制之中；精神世界被极度物化为商品生产的精准程序，形成包括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与资本拜物教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工作日的社会生产场景、社会内容与理论性质作了详细考察，规定出它的哲学性质。

　　一是生产场景的具体展示：资本主义式的工作日是资本控制身体的时间规制。资本控制工作日的目的是将无产阶级质料化，意在获取超额的剩余价值。资本将劳动者的生命体转化为机器运转的工业体，促逼劳动者不断贡献生命时间，以保障大机器的极速运转。同时，在工作日的时间加持下，资本生产的塑造机制与强制系统，推动自然生存秩序向工业自动化甚至智能化生产秩序的极速转变，聚焦着资本剥削劳动者的时间规划与技术设置。

　　二是社会内容的详细表达：工作日是资本扩张逻辑的社会时间。资本扩张逻辑本质上是资本支配无产阶级生命时间的权力欲望，“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首先，对无产阶级生命时间的占有欲望。早期的工作日无限延长，目的就是满足资本逻辑最大限度占有无产阶级的生命时间。诸如约瑟夫·汤森、威廉·坦普尔、弗莱彻、乔治·贝克莱与约翰·洛克等都主张要让孩子早工作，如洛克呼吁说，“在3岁‘成熟年龄’就可以开始工作”，以满足资本增殖欲望。其次，对无产阶级身体的支配欲望。资本逻辑通过工作日可以任意处置与剥削无产阶级身体内容。如早期的济贫所的目的就是以法律形式强制无产阶级完成身体改造的任务，使资本能够自由支配无产阶级身体。最后，对剩余价值的积累欲望。资本生产的目的是价值增殖，使自己不断扩大再生产，这样就必须不断吸附无产阶级的生命时间。这很容易被把握为机器与工作日的外在矛盾：机器作为缩短工作日的技术条件，却转换为资本实现增殖的支配手段；其内在矛盾则是资本增殖与无产阶级自由时间的严格对峙。

　　三是理论性质的科学展示：就经济哲学性质而言，工作日是资本逻辑占有、支配与控制劳动者生命的时间幅度与技术设置。工作日作为生产时间的制度设计，深度纳入资本增殖的权力机制之中，意在强制剥削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时间，以实现资本无限增殖。由此，工作日机器生产的轰鸣声中，资本家与工人的社会形象完全迥异，“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

　　工作日的矛盾聚焦 

　　马克思的时代有很多这样的法律文本与调研报告，如《关于工厂劳动条例的修正法令（1850年8月5日）》《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10月31日》（伦敦版）等。工作日的法律形式并不能真正解决社会矛盾。尽管有了法律的加持，劳动者能够享受更多的休息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作日能够作为改良资本剥削的技术保障。《资本论》认为，工作日只是资本剥削劳动的社会设计，只要没有上升至对资本批判的原则高度，那么工作日必然展现的是资本权力的时间机制与技术手段。

　　工作日展示出资本主义世界的内在矛盾问题：工作日蕴含着资本的文明性与否定性的双重内容。《共产党宣言》粗线条式展示这样的内在矛盾性，《资本论》则通过工作日批判更加确证这样的矛盾内容。一方面，工作日以新的技术手段瓦解高度人身依附关系，凸显出劳动时间实现生命自我确证的重要内容，彰显出现代工作日的文明性内容。资本通过工作日创造出大量的社会财富与解放内容，使得劳动者有更多时间参与到具有全面发展萌芽的社会实践，如休闲消费、艺术交流、共享文化等。工作日潜在提高劳动者的社会参与力，提升生命活动的自由要素，为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社会内容与时间支持。另一方面，工作日只是资本控制下的时间剥削机制，不断放大资本内在的否定性。资本的否定性就是创造出自己的“掘墓人”。资本剥削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贫困与劳动的贫困积累，由于工作日的制度设计而无限扩张，进而加剧矛盾对抗、引发社会革命。

　　工作日的批判空间 

　　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数字资本越来越远离工作日，不断改造资本剥削的机制形式即数字工作日。一方面，数字化生存通过数字劳动形式，变成支配生产的技术形式，那么数字劳动消解传统工作日的制度外观与技术限制，使工作日越来越远离社会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人类生存程序变得更加数字化、虚拟化，甚至虚幻化，故人类有对抗传统工作日的新工作模式，似乎不再被束缚于工作日所塑造的异化程序之中。现代新人类可以逃离工作日，进入具有主体想象、互动设计与自由进出的新生产空间。故，诸如游戏冲浪、个性定制、智能互联、虚拟审美与数字共享等，无不彰显出这样的“事实”：工作日俨然被数字化生存所消解，蜕变成一种诗意的想象。

　　事实上，数字工作日仍然作为一种社会规制，深嵌至社会运行机制之中。数字化生存使得工作日变得更加自动化、加速化与普遍化，“人无时无刻不在工作之中”成为现有的生存样态，即它使得人们的全部生命时间都隐匿性地转化为社会生产时间，劳动者在新的工作日面向变成实质从属性的“无用的无产阶级”。同时，数字工作日比传统工作日更加有效、极速地强制吸附劳动者的生命时间，将生命时间全面转化为新工作日内容。故，这种数字工作日仍然从属于工作日范畴：只要服从于资本增殖的时间内容，都属于工作日的整体性筹划。

　　故对于破解“工作日消解”的智能幻象，马克思的工作日批判仍然有效。《资本论》认为，只有消灭资本，才能真正消灭负载于资本生产之上的工作日，才能消弭劳动时间与发展时间的巨大裂隙，实现劳动时间转化成自由发展时间的历史进程。换言之，工作日蕴含着文明性内容——工作日设计无疑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创举，彰显出自由平等之可能的社会形式；但只要资本控制工作日，无论是传统工作日还是数字工作日，都必然变成剩余价值剥削的制度设计与时间规制。故一方面，《资本论》高度激活这样的社会事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工作日仍然具有释放人类创造财富的技术优势，能够为人类走向新社会提供物质保障。另一方面，《资本论》推进这样的批判空间：只有最终消灭与终结资本，才能瓦解工作日的否定性内容，使工作日彻底变成自由全面发展的休闲时间与发展时间，这样工作日的历史使命就俨然完成。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