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总体呈现出四大趋势：一是聚焦重大现实问题以回应时代主题；二是把握资本主义新变化以研判复杂局势；三是深化传统理论流派和问题研究以推动理论创新；四是探讨总体发展状况以加强宏观把握。

 

　　以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的理论研究

　　2022年学术界围绕生态批判、空间批判、技术批判、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等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相关的重大现实问题展开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生态批判研究纵深发展。学术界从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意蕴、探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径等视角展开了研究。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观点：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能够为构建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破除个人原子主义、人与人和谐、为了人类真实需要进行生产、坚持“重生存”存在方式的新的文明社会提供理论支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帝国主义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批判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国内学界亦系统地评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理论，认为其生态批判理论是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径，大体可归结为三大进路：一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文本诠释与阐发，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的理论重释建构，三是对经典文本再阐释与理论重构努力相结合。

 

　　空间批判研究聚焦经典。2022年，学术界依然聚焦于列斐伏尔、哈维、卡斯特尔、索亚等理论家思想，并呈现出两种态势：一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视域观照空间化问题，二是在中国语境中探讨空间正义、城市化不平等、都市生存困境等现代性难题。第一类主要研究指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下，马克思的社会关系再生产概念、社会有机体理论、历史性自然观、“以时间消灭空间”论断中潜在的空间化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历史观的渊源。第二类研究或者聚焦于城市空间生产和现代性危机的内在关系，或者从生命政治等角度展开阐释，提出只有建构超越资本现代性的城市新形态，才能克服现代性的悖论与矛盾。

 

　　技术批判研究推陈出新。学术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理论的研究主要从人物流派思想阐释和总体概括两个方面展开。如对斯蒂格勒的数字记忆等思想，以及鲍德里亚、鲍曼和维留希等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技术批判理论的关注。后两者都聚焦于技术变革导致的现代性问题，指出现代技术的弊端根源于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并提出技术的使用要服从于社会财富的创造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有学者将国外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归纳为两大主题：一是批判技术的自由发展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统治力量，二是探讨扬弃技术异化的可能性革命道路。

 

　　数字资本主义研究追踪前沿。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以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变革和社会治理已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主题。学术界积极拥抱“数字化浪潮”，从数字劳动、数字化生存、平台资本主义、元宇宙和传播政治经济学五个方面深刻分析了数字技术对劳动方式、生存方式、资本增殖方式带来的冲击，对数字时代批判理论的可能性展开探讨。一是数字劳动批判。针对数字劳动异化和劳动不平等问题，有学者认为西方左翼从两方面建构激进批判话语：其一是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探究数字资本主义新的剥削形态，揭示数字劳动异化的奥秘；其二是立足于生命政治学审视被嵌入算法中的个体生命，透析其中的存在论问题。另有学者提出，数字劳动异化的根源在于数字平台的垄断化和私人占有与数字生产的公共性之间的矛盾，出路在于一般数据和数字平台的共享、共治和共有。二是数字化生存批判。针对数字社会中的主体生存困境，有观点从消费异化出发，指出“资本的逻辑”和“技术的逻辑”的联姻导致了消费异化新形式，呼吁重构健全的消费者，令消费复归为满足人的合理需要、推动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主体性活动。

 

　　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追踪研究

　　2022年，学术界对新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激进左翼思潮展开批判性分析，以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趋势。

 

　　新帝国主义批判。学术界从总体研究和个别人物研究入手展开新帝国主义批判。总体研究方面，有学者提出“三范式说”，即以文化帝国主义批判为特征的意识形态批判范式、以生命政治批判为特征的政治哲学批判范式和以资本异化逻辑批判为特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或提出“三新说”，即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积累方式、新的政治霸权和文化霸权、新的全球资本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个别人物研究方面，则对艾伦·伍德的新帝国主义批判思想进行揭示，指出要重建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实现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的统一，从总体上开展反新帝国主义霸权的斗争。

 

　　新自由主义批判。学术界将新自由主义与女性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和互联网联合起来进行考察，追踪新自由主义的多元形态。对于新自由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关系，有学者提出应当复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重塑解放政治的革命主体，形成反新自由主义霸权的联盟。对于新自由主义与金融资本主义的关系，多位学者指出，金融资本是新自由主义下的资本新形式。对于新自由主义与互联网的关系，学者们赞同文森特·莫斯可的观点，强调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下，互联网成了科技变革和数据安全等危机的集中地。

 

　　激进左翼思潮研究。2022年，拉克劳的《解放》、利奥塔的《异识》等译著问世，学术界掀起了对阿甘本、齐泽克、朗西埃、德勒兹等激进左翼思想的研究热潮。其中，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受到瞩目。学界或聚焦于齐泽克思想中的辩证法元素、共产主义复兴、认识论思想，或对朗西埃的《无知的教师》展开文本解读，抑或对德勒兹的“块茎说”、科学观、主体思想和资本主义批判进行了深化研究。

 

　　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深化研究

　　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开始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并逐渐拓展到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产生的新流派和新人物的研究。在40多年的研究历程中，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论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不断丰富、研究队伍不断壮大。2022年，学术界进一步深化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英国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等相关流派和问题的研究。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界在卢卡奇、阿尔都塞和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方面不断深化。在卢卡奇研究方面，由吕西安·戈德曼主编、张亮等翻译的《卢卡奇研究指南》（三卷本）问世，为卢卡奇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在阿尔都塞研究方面，学者们聚焦于询唤理论和《读〈资本论〉》。关于询唤理论，针对“个体总是已然是意识形态主体”的命题，有学者指出本质问题在于对“主体”概念的界定过于宽泛。关于《读〈资本论〉》，亦有学者认为，阿尔都塞对《资本论》的续写是对阶级斗争和革命策略的描述。在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方面，学术界从学术史考察和现代性批判视角展开研究。一是学术史考察，聚焦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和生态批判理论，阐发其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积极理论效应。二是现代性批判，指出阿多尔诺的现代性解构、否定辩证法、形而上学和对海德格尔“此在”概念的批判能够为破解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提供有益启示。对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有学者认为现代性的出路不在于取消伦理与道德的区分，而在于超越它们的对立。另有学者深入探究霍耐特的劳动解放学说，肯定在当代坚持“劳动解放”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界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深化研究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深刻解读了资本主义政治批判、社会变革思想、国家治理思想、现代技术实践观等核心议题。二是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在争论和困境展开分析，指出安德森-奈恩命题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世界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基本理论原则与具体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者提出无法准确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内涵导致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困境。三是加强对拉尔夫·密里本德和莫里斯·多布等理论家思想的引进和评介。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新近出版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研究》从日常生活批判、激进需要批判、历史哲学批判、政治哲学批判、伦理学批判、文化哲学批判等角度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进行阐释，推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迈向新阶段。

 

　　西方马克思学研究。2022年，“国外马克思学译丛”新增两部新作，分别是罗伯特·阿尔布瑞顿的《转型经济学：发现马克思的智慧》和道格拉斯·莫格奇的《布鲁诺·鲍威尔的哲学和政治学》。此外，学界高度评价了苏联马克思学的理论价值，针对长久以来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的讨论，指出要反对“有罪推定”、把握“时代脉搏”、理解“理论分工”和尊重“传奇友谊”，准确把握西方马克思学的差异分析方法。

 

　　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的总体研究

　　在深化原有研究的同时，学者们从系统性梳理、学术史探究和中西马互动等视角对国外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总体考察。一是系统性梳理。国内有研究或是对世界范围内各类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最新理论、知名人物的相关理论进行了跟踪研究；或是勾勒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群像”，指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出现“群雄逐鹿”之荣与“乱象迭生”之嫌共存的碎片化现象；抑或指出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在于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批判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二是学术史探究。有学者主张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考的范式、理论总问题、理论问题，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西方的理论与实践效应，从而实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把握。三是中西马互动。有研究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有效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语境的变换、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变革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结构的形成。

 

　　反思与展望

　　回顾2022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总体态势，学术界一方面向外延伸，把握不断涌现的新思潮和新观点；另一方面向内深耕，在原有研究基础上挖掘新的思想资源，力求回应时代之问、把握世界之变、深化经典论域和加强总体研究，既展示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多重张力，又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再现时代的强大解释力。尽管取得以上成就，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仍然存在亟待突破的三点问题。

 

　　第一，加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甄别。近些年，国外马克思主义呈现出理论地域不断扩展、理论边界向外漂移、理论立场多样和理论性质各异的特点，其中包含着一些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潮。我们要在密切关注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新观点的基础上，加强对其理论性质的鉴别和理论谱系的界定。

 

　　第二，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关系研究。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流派、新人物的引进和评介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心，与此相对应，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显得相对冷落。要进一步追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理论效应，以深入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全面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

 

　　第三，重视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倾向于从文化层面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和社会危机新形式，往往忽视了生产关系变革和资本逻辑分析。有必要引入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行机制层面，从资本逻辑而非从权力关系角度把握资本主义变化，洞悉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本文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基本科研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及其当代价值研究”（315122118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